油灯如豆，在土墙上投下我伏案疾书的、不断晃动的影子。笔尖划过粗糙稿纸的沙沙声，是这山村深夜唯一的旋律，急促而坚定，仿佛我胸腔里那颗激烈跳动的心脏。
报告已经写了大半。我将所见所闻，分门别类，力求客观、准确，却又无法完全抑制字里行间奔涌的情感。写到“摊派”一节，老耿头那无奈又愤懑的脸庞便浮现在眼前；写到“白条”，仿佛又看到那被当作柴火烧掉的黄烟叶和村民绝望的眼神；写到“空巢与失学”，脑海里便是那祖孙二人和那碗照得见人影的红薯粥……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那些沉重的现实里淬炼出来，带着温度，也带着刺痛。
我停不下笔，也不敢停。仿佛一停下来，那股支撑着我的、混合着愤怒与责任的劲儿就会泄掉，我就会重新被那种巨大的无力感吞噬。
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这屋子里的寂静。老陈和他老伴、孙子早已睡下，隔壁传来他们均匀的鼾声。这平凡人家的安宁，与我笔下所描绘的另一个世界的动荡与苦难，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不知过了多久，当我终于写下报告的最后一个句点，放下笔时，才感到一阵强烈的虚脱感袭来。手臂酸麻，眼睛干涩，太阳穴突突直跳。我吹熄了油灯，屋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只有窗外微弱的星光勉强勾勒出物体的轮廓。
我躺到那张铺着干硬褥子的土炕上，试图强迫自己入睡。明天还要赶路回省城，我需要休息。
可是，我睡不着。
眼睛一闭上，山坳村的一幕幕便如同无声电影般在脑海中循环播放。刘富贵那油滑的笑脸，老陈欲言又止的谨慎，废砖窑里那些村民在昏暗马灯下激动的面容，村西头破败的房屋，老太太惶恐的眼神，小女孩捧着粥碗时那渴望又怯生生的目光……还有那份刚刚完成的、墨迹未干的报告。
它会带来什么？是雷霆震怒，还是石沉大海？是解决问题的契机，还是给我自己，甚至给那些信任我的村民，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各种念头纷至沓来，像一群疯狂的蚂蚁，啃噬着我的神经。我翻来覆去，身下的土炕硌得人生疼，冰冷的被褥也无法带来丝毫暖意。山村的夜，寒气逼人，但我感觉更多的，是来自心底的寒意。
我想起了大学时代。在图书馆明亮的灯光下，和陈默、赵瑞龙他们为了一个理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那时我们都坚信，思想的光芒可以照亮一切黑暗。可现实呢？现实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是根深蒂固的官僚习气，是“报喜不报忧”的潜规则。我这份报告，像一颗不合时宜的石子，投入这潭深水，究竟能激起多大的浪花？还是无声无息地沉没，连带着投石的人一起？
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包围了我。在这里，没有人能与我分担这份沉重。老陈不能，他虽有怨言，但更多的是逆来顺受的麻木；刘富贵之流更不能，他们本身就是这问题的一部分。而我远在省城的同事、领导们，他们能理解我此刻内心的震动与挣扎吗？他们习惯了阅读那些经过精心修饰、数据漂亮的报告，能接受这样一份充满“刺耳”声音、甚至可能“影响稳定”的材料吗？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某些前辈可能会发出的、带着世故和劝诫的叹息。
可我真的要“由己”吗？如果“由己”就意味着对眼皮底下的不公和苦难视而不见，对百姓的呼声充耳不闻，那这身官服，穿着还有什么意义？仅仅是为了一个铁饭碗，一份稳定的薪水吗？
不，不是的。我林致远寒窗苦读，不是为了这个。
父亲那张被岁月和劳苦刻满皱纹的脸庞再次清晰地浮现。他送我出村时，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什么大道理也没讲，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娃，出去好好干，别给咱老林家丢人，也别……忘了咱庄稼人的本分。”
庄稼人的本分是什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是对土地最质朴的感情，也是面对不公时那沉默却坚韧的脊梁。我的本分又是什么？是利用我手中的笔和所处的平台，为他们说话，为他们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公平！
想到这里，我烦躁的心绪似乎平复了一些。那份报告，或许力量微薄，或许前路未知，但它代表着我林致远的“本分”，代表着我尚未被官场规则完全磨灭的良心和热血。
我重新坐起身，摸索着再次点燃了油灯。昏黄的光线重新洒满小屋。我拿起那份报告，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仔细审阅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可能过于情绪化的措辞，确保每一个论点都有具体事例支撑，每一个数据都尽量准确。我要让这份报告，无懈可击。
当东方天际终于泛起一丝鱼肚白，雄鸡发出第一声啼鸣时，我才将报告小心翼翼地装进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一夜未眠，我的头脑却异常清醒，身体里涌动着一股近乎悲壮的决心。
我知道，当我踏上返回省城的路，就意味着我将这份“真实”的重量，正式扛上了自己的肩头。前路是吉是凶，是福是祸，我已无法预料，也……不愿再去多想。
天，快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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