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周末。省城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同科室的小马一大早就兴高采烈地招呼着几个单身同事，说是要去新开的歌舞厅“见见世面”。他路过我的办公桌，拍了拍我肩膀：“致远兄，一起去呗？老在宿舍窝着有啥意思？”
我抬起头，勉强笑了笑：“你们去吧，我还有点材料没看完。”
小马耸耸肩，也没多劝，嘻嘻哈哈地跟着其他人走了。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墙上挂钟单调的滴答声。
这种孤独感，在周末的机关大院里显得格外清晰。大部分本地的同事都回家了，带着老婆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像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年轻人，宿舍就成了唯一的落脚点。
我没有回宿舍。那里更安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宁愿待在办公室，至少还有一堆文件和材料作伴。
摊开那份关于石岭乡征地问题的后续报告初稿，我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海里反复回响着昨天信访办老赵透露的消息：北山县报上来的处理意见，轻描淡写，只说对相关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补偿款“正在筹措”，对冲突伤人的事更是避重就轻。这结果，与杨老支书他们悲愤的诉求相去甚远。
一种无力的愤怒和深深的孤独感交织在一起。我仿佛能看到杨老支书那失望的眼神，能听到那些按满红手印的无声呐喊。我觉得自己像个站在岸边的人，看着溺水者在河中挣扎，却找不到一根能递过去的竹竿。
“怎么没回去？”一个温和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我抬头，是王老师。他手里拿着一个暖水瓶，似乎是来打水的。
“王老师，您也没回去？”
“老伴儿去闺女家了，我一个人回去也是冷锅冷灶，不如在这儿看看书。”他走进来，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看了看我桌上摊开的材料，“还在琢磨石岭乡的事？”
我点点头，把北山县那份处理意见的憋屈说了出来。
王老师静静地听着，呷了一口茶，半晌才说：“基层的事情，复杂程度远超你我的想象。利益盘根错节，有时候，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就能说清的。北山县这么处理，自然有他们的‘难处’和‘考量’。”
“可是，那些村民怎么办？他们的地没了，补偿拿不到，难道就这么算了？”我有些激动。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王老师放下茶杯，目光平静地看着我，“但你要明白，在机关里，想做成一件实事，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需要耐心，需要策略，有时候甚至需要……等待。”
他指了指我面前的报告：“你这份报告，事实清楚，逻辑清晰，这很好。但它现在只是一份研究室的内参，它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想真正推动问题解决，可能需要更合适的时机，或者，需要把它送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人手里。”
“更合适的人？周副秘书长？”我追问。
王老师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领导有领导的通盘考虑。记住，很多时候，沉默不代表无所作为，而是在积蓄力量。你还年轻，路还长，要学会在孤独中沉淀，在等待中积蓄。”
他又坐了一会儿，聊了些别的，关于他年轻时下乡的经历，关于他读过的书。他没有给我任何具体的承诺或指点，但那平和的语气和睿智的眼神，像一阵温和的风，稍稍吹散了我心头的阴霾和孤独。
王老师离开后，办公室又恢复了寂静。但我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我重新拿起笔，开始修改那份报告。我不再仅仅着眼于愤怒地指责，而是试图更深入地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探讨如何从制度层面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以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群众利益诉求和保障机制。我知道，这份报告可能依然无法立刻改变石岭乡的现状，但至少，我在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傍晚，我离开办公室，没有直接回宿舍。我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牵手散步的老夫妻，有追逐嬉戏的孩子，有大声说笑的年轻人。他们的热闹和鲜活，与我内心的孤寂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我忽然觉得，这种孤独，或许并非全然是坏事。它让我远离了酒桌上的喧嚣和同事间的微妙算计，给了我一个独自思考和沉淀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可以更清晰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更专注地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
回到宿舍，我点亮台灯，橘黄色的光晕驱散了房间的昏暗。我铺开信纸，开始给沈清薇写信。我把最近的困惑、孤独、还有王老师的那番话，都细细地写了下来。文字流淌间，我感觉内心的波澜渐渐平息。
写完信，封好。我看着窗外省城的万家灯火，心里忽然平静了许多。孤独是成长的必修课，尤其是在这片深不见底的官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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