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父亲已经扛着锄头准备下地了。
“爹，我跟您一起去。”我抓起墙角的另一把锄头。
父亲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你在家看书吧，田里的活不用你。”
“让我去吧，”我坚持道，“我想看看咱家的稻田。”
走在熟悉的田埂上，露水打湿了裤脚。东方刚泛起鱼肚白，远处的村庄还笼罩在薄雾中。父亲走在前面，佝偻的背影在晨曦中显得格外瘦小。
“就是这片了。”父亲在一块田边停下。
我愣住了。记忆里那片绿油油的稻田，如今却显得有些稀疏，稻穗也比往年小了一圈。
“今年天旱，”父亲蹲下身，抓起一把土，“河水不够，上游的村子把水截走了。”
他用手轻轻抚摸着稻穗，像是在抚摸孩子的头：“这稻子啊，跟人一样，缺水就长不好。”
我学着他的样子蹲下，手指触到干裂的土壤。这就是供养我读书的稻田，这就是父亲日复一日劳作的地方。
“还记得你考上大学那年吗？”父亲突然说，“就是这块田，多收了两担谷子，正好够你的学费。”
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心里一阵酸楚。
“爹，我在学校......”
“不用说，”父亲打断我，“你在外面的事，爹不懂。但爹知道，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样子。”
他站起身，望向远方：“这稻田啊，春天插秧，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休养。什么季节该做什么事，都有定数。做人也是这样，该低头时低头，该抬头时抬头。”
我开始跟着父亲除草。锄头比想象中沉，不一会儿手心就磨出了水泡。父亲看见了，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副旧手套。
“大学生还干得了农活？”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田埂上传来。
我抬头，看见儿时的玩伴大壮扛着铁锹站在那儿，脸上带着戏谑的笑。
“大壮？”
“听说你回来了，”他跳下田埂，“怎么，在大学里混不下去了？”
父亲皱起眉头：“大壮，怎么说话呢？”
“林叔，我开玩笑的。”大壮收起笑容，转向我，“说真的，你们大学生在城里整天讨论国家大事，知不知道咱们村今年又加了三项摊派？”
我摇摇头。
“修路费、教育附加费、水利建设费，”大壮掰着手指，“我家去年收的粮食，三分之一都交了摊派。”
父亲叹了口气：“别说了，大壮。”
“为什么不说？”大壮激动起来，“致远是咱们村唯一的大学生，他将来要是当了官，能不能替咱们说句话？”
我怔住了，手里的锄头差点掉落。
“大壮！”父亲厉声喝道，“回家去！”
大壮悻悻地走了。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别往心里去，大壮这孩子......”
“他说的没错。”我轻声说。
中午回家吃饭时，村里的大喇叭响了：“通知，通知，所有村民下午到村委会开会，商讨修建村小学事宜......”
母亲盛饭的手停住了：“又要集资了。”
父亲闷头吃饭，一言不发。
下午的村委会，气氛异常凝重。老支书站在台上，声音沙哑：“乡亲们，镇里要求每个村都要建标准化小学，咱们村还差五万块钱......”
台下顿时炸开了锅。
“五万？把咱们卖了也凑不齐啊！”
“去年的修路钱还没还清呢！”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老支书无奈地看着台下：“这是上面的要求，完不成任务，我这个支书也别当了。”
“我来说两句。”父亲突然站起来。
全场安静下来。在我记忆中，父亲从不在这种场合发言。
“建学校是好事，”父亲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但不能把乡亲们都逼死。我建议，咱们联名向镇里反映情况，请求减免部分费用。”
“反映情况？镇里会听吗？”有人质疑。
“不听就一直反映，”父亲说，“但不能不建学校。孩子们没学上，咱们村就永远穷下去。”
最后，村委会决定：一方面联名向镇里反映困难，另一方面发动村民自愿捐款。
晚上，父亲把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这是给你攒的学费，先拿去建学校吧。”
“不行！”我急忙说，“这是我的责任。”
“什么你的我的，”父亲看着我，“你是咱们村的希望。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有能力了，记得拉乡亲们一把。”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窗外的稻田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就像父亲的白发。
我突然明白了父亲那句话的深意——做人要像稻穗，越成熟越懂得低头。但低头不是为了屈服，而是为了更好地积蓄力量。
第二天清晨，我找到老支书：“支书，我有个想法。咱们可以写信给省里的报社，反映农村负担过重的问题。”
老支书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致远，你是有文化的人，这信你来写！”
就在我伏案写信时，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是赵瑞龙写来的。
“致远：见信好。学校形势依旧紧张，但已有缓和迹象。陈默每天都在图书馆用功，说要‘武装头脑’。我加入了学生会，正在筹备新学期活动。盼你早日归来，我们需要你。另：随信附上路费，不必归还。”
我看着信封里崭新的二百元钱，眼眶湿润了。
三天后，我踏上了返校的列车。父亲送我到村口，最后说了一句：“记住这片稻田。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你是吃这片稻田的米长大的。”
火车开动了，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稻田，心里默念：我不会忘记的，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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