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京畿外的田埂上却已燃起暗火。
百姓不敢点灯，但夜里总有影子在野地里游走。
他们不再用绳尺明量，而是蹲在田头，拿树枝在地上划格子，嘴里低声哼着调子——那不是歌，是记事，是账本藏在音律里的密语。
韩四娘踏着晨雾进府时，鞋底还沾着南乡的泥。
她脸色铁青，手指攥着袖口，像是怕自己忍不住砸了什么东西。
“他们把竹尺当众砸了。”她站在书房外回禀，声音压得极低，“两个老农被押去县衙，罪名是‘伪造度量衡’。县令站在堂前，亲手劈断咱们的丈杆，说——”她顿了顿，咬牙重复，“‘朝廷的杆秤才是准的，泥腿子也配谈尺寸？’”
屋内静了一瞬。
苏锦黎正坐在案前，指尖轻轻敲着紫檀案角，节奏不急不缓，像在数雨滴落下的间隔。
窗外风过竹林，沙沙作响，仿佛千万人在低语。
她没说话，只是缓缓起身，走到墙边那只旧木柜前，取出一只黄杨木匣。
匣子很旧，边角磨出了温润的光泽，锁扣早已锈死，她用银簪轻轻一撬，便开了。
里面躺着一柄尺。
三寸宽，七寸长，木质泛黄，边缘刻着细密的刻度。
正中央嵌着一个小小的“林”字——那是她生母林氏的姓，也是安国公府从未承认过的印记。
这尺是母亲唯一留下的东西。
当年她在药王庙病逝前，托老尼将这只嫁妆残物交给年幼的女儿，只留下一句话：“算账要用自己的尺，别信别人给的数。”
苏锦黎指尖抚过那道“林”字，眼神渐渐沉定。
她终于明白了母亲临终前为何坚持教她算账。
不是为了管家理事，而是为了今天——当天下人都想用一把统一的秤压住真相时，总得有人记得，最初的度量，本就该由人手所握，人心所定。
“传匠人来。”她转身，声音清冷如泉，“我要百柄黄杨木尺，形制与此完全相同。每柄内部凿一道暗槽，嵌入《田歌十二调》简谱刻纹，以盲文编号对应各州田型。”
韩四娘一怔：“藏谱？”
“对。”苏锦黎眸光微闪，“他们说我们私造度具，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规矩’。”
三日后，京城西市正名坊前搭起一座高台。
青布为顶，四角悬灯，台上摆着一张长案，案上陈列十柄新制木尺，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一名小厮立于台前，高声宣读告示：
“自即日起，设‘民秤台’。凡持此尺实地测量田亩者，可将数据交由‘执灯会’登记备案，凭记录申领减税凭证。每一寸实耕之地，皆可抵一成赋额。”
人群围拢过来，大多是衣衫褴褛的农户，也有背着孩子的妇人、拄拐的老翁。
他们不敢靠近，只敢远远望着，眼神里有惊惧，也有渴望。
就在这时，虞幼窈从人群中走出。
她没说话，只是抬起双手，在空中缓缓比划——右手平伸三次，再向上扬掌；左手轻拉两下，似扯线放鸢。
这是她与“执灯会”定下的手势暗语：扬手三下，某地已量；拉线两折，需人支援。
一个放牛娃看见了，眨了眨眼，忽然跑开。
半个时辰后，他带着五个村童回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削好的木棍，学着虞幼窈的样子，在地上画格子、打手势。
消息像风一样吹向四野。
北地流民营中，有人悄悄拿出藏了半月的菜叶残片，对照记忆中的音律，重新画出田界；江南水乡，船户借修橹之名，在桨柄内侧刻下木尺暗纹；就连漕运码头，也有脚夫趁着卸货间隙，用这种尺比划仓廒占地。
百姓开始称它为“活规矩”。
而沈知白得知此事时，正在东宫饮茶。
他听完回报，非但没怒，反而笑了。
“苏锦黎倒是聪明，知道用尺子撬天平。”他放下茶盏，冷笑一声，“可惜啊，规矩是谁定的？难道是几个瞎子唱曲、瘸子打手势就能改的？”
当日午时，户部紧急发布告示：“凡非工部监造之度具，一律视为非法，即刻收缴销毁。违者以扰乱赋政论处。”
巡查御史随即出动，携吏员奔赴各州县，挨户搜查“民间私尺”。
一时间，乡间鸡飞狗跳，不少人家被迫交出刚领到的黄杨木尺，眼睁睁看着它们被投入火堆。
火焰腾起，灰烬漫天。
可没人注意到，那些被没收的尺子，往往还没烧透，就被一群穿粗布短褐的货郎高价买走——十钱一柄，现钱交易，绝不还价。
这些货郎走的不是商路，而是军驿小道。
数日后，西北边镇某戍营中，一名年轻戍卒捡到了半截未焚尽的木尺。
他觉得质地不错，便带回营房打磨成笛哨。
哪知夜深人静时，他无意识吹出一段节奏，竟与本地田产分布惊人吻合——三长两短，代表坡地九亩；两顿一滑，对应水源偏移。
校尉闻声而来，听罢久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这哪是尺？这是战报。”
消息悄然扩散。
连一向中立的漕帮也开始行动。
他们在码头丈量占地时，故意使用这种木尺，并将数据编成号子传唱：“一尺量出三斗谷，寸寸都是血汗铺——”
风，已经吹进了骨头缝里。
而在七王府深处，苏锦黎站在窗前，手中握着一封密笺。
赵九龄刚刚送来最新情报：裴文昭已决定动手。
但她没有立刻拆看。
她只是望着院中那一排刚栽下的桃树，轻声道：“他们以为毁掉一把尺，就能守住一本假账……可他们忘了，一旦人心起了秤，再重的压石也镇不住。”
远处，百姓祠的灯依旧亮着。
灯下不知谁又哼起了那首新调：
“我量我的田，你记你的贪……”第290章 一杆秤，千条心
天光未亮，大理寺前的石阶上已聚起层层人影。
裴文昭站在高台中央，一袭青袍未加纹饰，腰间悬着一枚旧铜牌——那是他初任评事时吏部所授，十年未曾更换。
他身后并列两张长案：左侧是官造铜权铁杆，漆木底座刻有工部火印；右侧则是一柄黄杨木尺，与七王府所制如出一辙，静静卧在粗麻布上，像一位平民站到了王座之侧。
“今日不审案。”他声音不高，却穿透晨雾，“只验一杆秤。”
十名白发老账房被请上台来，皆是京中老字号商行退下的掌柜，双眼早已昏花，却仍能凭手感辨银、听声知数。
他们被蒙住双眼，逐一上前摸秤。
每人需从两组砝码中挑出“标准斤两”，共试十轮。
第一轮，三人选民尺。
第二轮，五人选民尺。
到第七轮，九人一致指向那柄木尺。
人群先是寂静，继而哗然。
一名老账房摘下眼罩，颤巍巍捧起官府铜权，忽觉重量不对，伸手一抹底部——一片薄磁石悄然脱落，嵌在凹槽之中，肉眼难察。
他猛地抬头：“这……这是‘吸金术’！用磁石暗增分量，百姓买米岂非每斗多付一成二？”
围观者顿时炸开。
“怪道我家娘子说，每月三斗米总不够吃！”
“原来不是我算错，是他们的秤会骗人！”
裴文昭立于风中，不动声色。
待喧哗渐息，他取出一卷黄纸，当众展开，朗声道：“《度量衡监管法》草案第一条：凡朝廷颁行之度具，须经三司联验，公示于市，百姓可随时提检。若查实作伪，主官罢黜，连坐工部。”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远处暗处伫立的户部随员，一字一句道：
“若连一杆秤都要骗人，那这天下还有什么真？”
话音落下，风卷起草案一角，如旗猎猎。
消息传入坊间，不过半日。
京城西市正名坊外，已有米铺掌柜悄悄取下旧秤，换上一柄黄杨木尺，挂于门首，旁附木牌：“此处斤两，照民不照官。”起初只有一两家，到午时，竟连东城最阔气的粮行也跟风而动。
孩童嬉闹路过，指着牌子念读，引得路人驻足凝望。
而在七王府偏院的乐阁里，虞幼窈正伏案疾书。
她听不见自己的笔尖划纸声，却能感受到指尖节奏与心跳同步。
眼前摊开着数十页音律记录——那些由田界转换而来的旋律，早已成为“执灯会”的地下账本。
此刻，她忽然停笔，瞳孔微缩。
她想起昨日去市集送药时，见一妇人称米，卖家飞快倒粮、报数、收钱，动作娴熟得近乎欺诈。
而那竹斗落地的一瞬，发出短促三响，清脆饱满——她脑中竟自动跳出一个数字：六斗八升，而非所说的七斗。
那一刻，她仿佛听见了重量的声音。
她立刻寻来几位盲乐师，在后园设下竹筒阵列：不同容量的空筒悬挂梁下，分别对应一斗、五升、一石。
再将谷物缓缓倒入，录下每一声响的频率与节拍。
反复试验七日，终得规律——满斗三响连珠，缺斤则音断节乱。
她将此法编成儿歌，亲自教给韩四娘带来的孤女们：
“三响满，两响亏，
一听就知你骗谁。
竹筒不说话，耳朵不会瞎——”
歌声稚嫩，却带着刀锋般的清澈。
次日清晨，街头巷尾便有孩童边跳绳边唱。
菜市小贩闻之色变，有几家当场收秤闭门，生怕被人一听现形。
更有胆大者，竟自带竹筒赴市，现场“听粮验重”，惹得巡吏怒而驱赶，反激起民怨沸腾。
深夜，七王府书房烛火未熄。
苏锦黎拆开赵九龄送来的密笺，字迹潦草，却字字惊心：东宫已下令，全城搜缴木尺，拟于春社祭典当众焚毁，以儆效尤。
她看完，未语，亦未怒。
窗外月色冷冽，檐下素灯轻晃，映得墙上影影绰绰，似有千人执尺而立。
她提笔蘸墨，在一张空白令纸上写下命令，笔力沉稳，毫无迟疑：
“明日辰时，开放王府库房，将剩余三百柄木尺全部摆上正名坊长桌——一把不少，一寸不藏。”
韩四娘接过令纸时几乎失手掉落：“您这是……把命搁在桌上？”
苏锦黎望着那盏摇曳的灯，轻轻道：“他们要烧尺，是因为怕它活着。可只要有人敢拿，它就死不了。”
翌日清晨，正名坊外人头攒动。
三百柄黄杨木尺整齐陈列于长桌之上，阳光照在木质表面，泛出温润光泽，仿佛三百根尚未点燃的火把。
百姓自四面涌来，不再犹豫，不再低语，有人甚至携子同行，指着尺子说：“记住，这就是咱们的数。”
陈砚舟奉命监督登记，身穿素袍，神色肃然。
他逐一点验领尺人身份，一一录入册簿，动作严谨如律。
然而就在翻过第七页时，他目光微凝——一名年轻书吏低头抄录，笔尖稳定，可在“领取人住址”一栏的末尾，总以极轻的顿点留下某种规律。
一点，停顿。
两点，稍长。
三点，收笔如钩。
陈砚舟不动声色，继续前行，但眼角余光已锁住那支笔的每一次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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