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昭被押出翰林院那日,天光未亮。
青石阶上霜色如铁,他一身素袍走在最前,身后两名御史随行,脚步整齐得近乎冷酷。
晨风卷起衣角,吹不散围观众人低语——“竟敢当众焚毁朝廷文书”“听说七王府夜夜递信,图谋颠覆礼制”……流言像藤蔓,一夜之间缠满京城坊巷。
可他知道,自己烧的不是圣谕,而是伪造的供词。
那页纸落进铜盆时,火苗猛地窜高,映得他眼底一片赤红。
上面写着“先帝遗诏已毁,无需再议”,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若非他曾参与贞元末年内廷档案整理,根本看不出破绽。
而就在火焰吞噬最后一角的瞬间,一道琉璃泡轻响自远处传来,像是某种暗号,又像命运的叩门。
三日后,监察御史率吏卒抵达裴府门前,却见大门紧闭,门环贴着大理寺封条,朱漆鲜红刺目。
沈砚舟立于阶下,手中执卷,神情肃然:“裴评事涉案待查,书房已依律查封,司法未结案前,任何人不得擅入。”
御史冷笑:“你大理寺何时管起翰林清议了?”
沈砚舟抬眸,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若连证据都保不住,谈何清议?”
门内书房深处,一部厚册正静静躺在《大胤律疏》夹层中,封面无字,内页却密密麻麻记满了“灯变”前后宫禁调动、钱粮流向、官员异动。
那是裴文昭亲手誊抄的最后一版《灯变实录》,母本唯一。
于是谢云澜来了。
她带着十二乐坊的伶官走入市井,在春社祭台上唱起新编节气诗。
“春分到,火焚真诏日;清明至,三百二十七魂名……”曲调婉转,似吟似叹,百姓只道是应景雅趣,无人察觉其中藏着多少冤骨姓名。
更妙的是,苏锦黎早已授意周砚卿联络京兆尹府学官,将这些诗句编入“童蒙养正课”。
每日清晨,千余名幼童端坐学堂,提笔描红,口中念诵:“冬至寒深风不止,赦令藏灰烬中。”
教习起初不解,只当是练句习字。
直到某日抽查背诵,一稚童脱口而出:“先帝有诏不能违!”满堂愕然。
那孩子抬起头,眼神清澈:“先生,这不是描红本上的句子吗?”
的确如此。
苏锦黎翻看样本时便已设计妥当——每页边角印一行小字,墨色极淡,初看如虫迹,细辨却是整段遗诏残句。
孩子们日日临摹,不知不觉,就把被抹去的历史刻进了记忆。
与此同时,萧澈出现在宗学讲堂。
他披着狐裘,脸色苍白,咳声不断,却被一群八岁以上宗室子弟团团围住。
每人手中发了一张描红帖,纸面粗糙,印着飞白体残句。
“这是什么字体?”一个小郡王好奇问。
“祖宗写的字。”萧澈淡淡道,“你们认得出来么?”
孩童们摇头。
他笑了笑,命人铺开拓本对照——正是陶铃内壁所刻赦令全文,笔势苍劲,藏锋于拙。
几日后宫宴,皇帝设席款待宗亲。
酒过三巡,一名小郡王奉命即兴书字,提笔写下“永不开禁”四字。
满座哗然。
那笔迹,竟与太庙碑阴所刻如出一辙。
宗正卿当场震怒,斥其“妄拟先帝手泽”。
萧澈却只是轻咳两声,缓缓起身:“孩子不懂避讳,但话说回来——既然是‘祖宗之言’,为何不能学?难道我们连认自己祖先的字,都要被拦下不成?”
殿内一时寂静。
皇帝坐在上方,指节微微发白,终究未语。
风波看似平息,实则根脉更深地扎入泥土。
数日后,沈砚舟在大理寺偏房审阅各地翻案卷宗,烛火摇曳,窗外雨落如织。
一份来自南直隶溧水县的旧档引起他的注意:三年前,该县令上报“掘毁淫祠一座”,并附焚尸记录,称“恐惑乡民,故灭迹以安人心”。
他皱眉翻页,发现随文附图中有一块残碑拓片,虽经磨蚀,但仍可见“贞元二十”四字残痕。
而尸骨处置记录极简,仅一句:“骸焚于野,碑石回炉。”
他盯着那行字良久,忽然意识到不对——
按律,毁祠需报礼部备案,此件却由兵曹直批;且“回炉”二字,通常用于金属器物,何曾用于石碑?
他缓缓合上卷宗,指尖微颤。
烛芯爆了个火花。
沈砚舟合上那卷溧水旧档,指尖在封皮上轻轻一叩。
窗外雨声未歇,檐下积水滴答作响,像某种无声的倒计时。
他不动声色地将卷宗归入“水利弊案”类目,另誊一份副本,用火漆封缄,交予心腹暗卫:“送进王府,亲手交给七殿下。”
这份记录看似只是地方小吏毁祠焚碑的陈年旧事,但牵出的线头太多——县令姓苏,乃安国公府旁支远亲;而批文上的兵曹印鉴,竟与当年“灯变”之夜宫门调度令出自同一掌印官之手。
更蹊跷的是,行动所耗银两,明载为“修渠专款”,可户部账册显示,该笔款项从未拨至工部,反由内库直付边军协防营,再无下落。
这不是寻常贪墨。
这是有人借朝廷名目,系统性抹去一段被禁止存在的历史。
沈砚舟起身踱步,烛光把他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
他想起裴文昭被押走那天,在大理寺偏堂递来的半页残笺——上面只写了一句:“贞元二十一年春,先帝召三十六臣于西苑密议,未出。”
如今看来,那座被掘毁的无名坟,或许正是其中之一的埋骨之地。
他提笔拟奏疏,字斟句酌。
不提私刑、不论政争,只讲礼制崩坏之危。
他说:“天下之所以信朝纲,在于存迹以证是非。若坟茔可平,碑石可磨,则孝道何依?祖训何凭?”继而提议设“历史遗迹保护司”,专查十年前冤案遗存,由礼部、大理寺共监,许民间举证,许史官复勘。
奏本递上去那一日,朝中哗然。
保守派怒斥其“借古非今”,翰林学士联名驳议,称此举将致“百年旧账翻腾,动摇国本”。
可礼部侍郎却在廷议上沉声道:“我朝以孝治天下,若连一座百姓私坟都护不住,还谈什么慎终追远?”此言一出,满殿默然。
数日后,皇帝准奏试行一年,衙署暂隶太常寺辖下。
消息传出,各地已有十余起类似毁碑灭迹之事浮出水面。
寒夜深处,裴文昭独坐空房。
门外有差役轮守,屋内冷如冰窖。
他靠着窗,听巷外风声,忽闻远处传来稚嫩齐诵——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七,诏曰:‘社稷之重,在信不在兵……’”
是《灯变实录》的序言。
声音由远及近,像是从某处学堂传来,清亮如泉,一字不差。
他怔住,许久才缓缓抬起手,从袖中取出那片陶片。
边缘粗糙,中央一个“赦”字深深刻入,凹纹清晰可辨。
这是苏锦黎派人趁夜送来的“家祠铭刻”残件,据说是从某座已被拆毁的老祠堂墙基里挖出的唯一信物。
他摩挲着那个字,忽然低笑一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你们以为锁住了我……可现在,连五岁小儿都在替我写史。”
同一时刻,宫中首辅正欲呈报“严查民间私传逆书”,却被内侍拦下。
“陛下说了,”那人低声,“孩子们背的若是假话,为何听起来比朝会上的真话还像真的?”
殿内香炉烟缕袅袅,龙椅之上,皇帝闭目不语。
而在城南某间私塾的墙上,一张新绘的地图悄然张贴——纸上朱笔圈点,标着几处荒园、废庙与断桥,旁注小字:“旧碑所在,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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