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16日上午9时，柏林，莫阿比特区特别军事法庭。
法庭内庄严肃穆，深色的木质镶板和帝国鹰徽彰显着法律的威严，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远超平日。
旁听席上又一次空无一人，这是一场闭门审判，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皇帝陛下亲临现场，他没有坐在主位，而是端坐在法官席侧后方特意设置的监督席上，面无表情，目光如炬。
他的出现本身，就向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传递了无比清晰的信号：皇帝在注视着，不容任何徇私。
被告席上，站着几名神色各异的男人，除了那个面相凶狠、如今已萎靡不振的肇事司机卡尔·格鲁伯，还有脸色灰败、试图维持最后一丝贵族体面却止不住手指颤抖的冯·德·戈尔茨伯爵，以及另外两名参与密谋、同样来自传统容克家族的贵族，和一名面色惨白、负责提供资金的犹太工厂主。
首席检察官起身，以清晰而有力的声音宣读起诉状，并出示了由斯科尔兹内安全局搜集到的一系列证据：肇事司机格鲁伯的详细口供录音、从戈尔茨伯爵管家处查获的、记录着支付给格鲁伯五百马克的隐秘账本复印件、以及安全局特工对几次秘密会晤地点和参与人员的监控报告。证据链看似完整而有力。
然而，当指控具体指向冯·德·戈尔茨伯爵时，这位老牌贵族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忽然激动起来。
他猛地从怀中掏出一份折叠整齐、盖有地方印章的文件，高高举起，声音带着一种被冤枉的愤慨：
“伪造！这些都是无耻的伪造！是那个无法无天的安全局，为了迎合上意、罗织罪名而编造的谎言！我，弗雷赫尔·冯·德·戈尔茨，当天根本不在柏林！我这里有波美拉尼亚庄园管家以及施韦特市行政长官的联合签署证词，证明我从11月底至12月10日，一直在我位于乡下的庄园处理家族事务，从未离开！这份证词足以洗刷我的不白之冤！”
法庭内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这份带有地方官方印章和个人担保的“不在场证明”，确实在程序上给指控带来了一丝不确定性和麻烦。
首席检察官皱起眉头，正准备要求法庭核实这份证词的真实性，并传唤相关证人到庭。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如同雕塑的皇帝缓缓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瞬间压倒了所有的窃窃私语，让整个法庭安静下来。
“戈尔茨伯爵。”林晓的目光冰冷地落在对方身上，仿佛能穿透那层贵族的伪装，“你的庄园管家，以及你所谓的施韦特市行政长官，他们效忠的对象，究竟是你冯·德·戈尔茨家族，还是德意志帝国与朕？”
他不等对方试图辩解，继续用平稳却不容置疑的语调说道，话语中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讥讽：
“当帝国的意志，与你个人的、狭隘的家族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你认为他们会站在哪一边？为你作伪证，掩盖罪行，不过是他们基于旧时代那种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能选择。”
“但在帝国法律和国家利益的铁拳面前，这种建立在谎言和个人效忠基础上的‘证据’，不堪一击，甚至其本身，就是另一项罪行的证明。”
他微微转向审判长，语气斩钉截铁：“法官阁下，我以帝国皇帝的名义，要求法庭立即驳回这份明显伪造的、企图干扰司法公正的所谓‘证据’。它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继续审理。”
皇帝的直接干预，以及对对方证据来源的彻底否定和定性，如同最后一记重锤，彻底砸碎了冯·德·戈尔茨伯爵所有的心理防线和侥幸。
他像被抽走了脊梁骨一样，瘫软在被告席的栏杆上，面如死灰，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同案的其他几名被告，也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审判已无悬念。经过短暂的休庭合议，审判长返回法庭，当庭庄严宣判：
卡尔·格鲁伯，犯谋杀未遂罪（鉴于汉斯·伯格未当场死亡，且其坦白部分情节从而拿出现有证据，皇帝则暗示可留一命）判处终身苦役，立即押往条件最恶劣的东部矿山服刑。
弗雷赫尔·冯·德·戈尔茨伯爵及其两名容克同谋，犯叛国罪、谋杀未遂罪、伪证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以绞刑方式立即执行，并剥夺其本人及直系后代所有贵族爵位、头衔及相关特权，其家族财产大部分收归国有。
涉案犹太工厂主，犯资助叛国罪，判处二十年监禁，并没收其名下99.9%的财产充公。
判决迅速执行，皇帝的亲临和毫不留情的雷霆手段，迅速地席卷了整个普鲁士容克阶层和上层社会。
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任何试图再一次挑战皇权、破坏帝国新秩序的行为，无论其出身如何高贵，背景多么强大，都将付出最惨痛的、包括生命和家族传承在内的代价。
1917年12月17日，安纳托利亚东部，萨卡里亚河上游崎岖的山地。
奥斯曼帝国的内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在由汉斯·冯·塞克特将军领导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策划和现场指挥下。
忠诚于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的政府军主力，在获得了大量德制105毫米轻型榴弹炮、迫击炮和mG08机枪的加强后，向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国民军残部盘踞的最后几个易守难攻的山区据点发起了决定性的总攻。
战斗从清晨开始就异常激烈。政府军士兵在德国顾问的督促和炮火掩护下，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仰攻。
凯末尔的国民军士兵则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隐藏在岩石和简陋的工事后面，用步枪、手榴弹和少数机枪进行着顽强的抵抗，每一块岩石，每一道山脊都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
一位前线德军顾问在向后方汇报时描述：“…进攻异常艰难。国民军抵抗意志惊人，他们缺乏重武器，但射击精准，且擅长利用地形进行短促反击。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第43步兵团在夺取07号高地的过程中，遭遇敌军猛烈火力，伤亡估计超过一百人…”
另一位观察员记录：“…凯末尔的部队显然已经到了极限，他们弹药匮乏，伤员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后勤补给几乎没有他们的战士只能挨饿或者吃虫子，但仍在依托最后的天险死守。其核心阵地上飘扬的旗帜始终未被击落。”
然而，实力的差距终究无法单纯依靠意志弥补，至下午三时，在德军顾问呼叫的密集炮火覆盖了国民军主要阵地后，政府军终于在多处突破了防线，双方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
最终，国民军核心阵地被攻占，残部在夜色掩护下，跟随凯末尔向更东部的深山溃散。
此战，苏丹政府军方面伤亡失踪约2800人；凯末尔的国民军损失更为惨重，估计超过4000人伤亡或被俘，其有组织的抵抗能力被基本摧毁。安纳托利亚的平叛战争，以苏丹政府的惨胜告终。
然而，就在奥斯曼帝国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东方平叛之时，其南方的阿拉伯行省却燃起了新的、更具威胁的烽烟。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大马士革和麦加，来自汉志、内志及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部落首领与新兴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秘密会见了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
与之前讨论有限自治不同，这一次，阿拉伯方面的要求变得异常激进和统一。
他们的首席代表，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使者，明确而强硬地提出：“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政治分离，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者，至少是承认汉志、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成为完全独立于伊斯坦布尔主权之外的阿拉伯王国！”
他们甚至援引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某些场合提及的“民族自决”原则（林晓：“嘿，你他娘的可真是个天才。”），要求奥斯曼帝国必须放弃对所有阿拉伯行省的法理主权和实际控制权。
谈判迅速陷入僵局，甚至充满了火药味，奥斯曼代表无力答应如此苛刻的条件，而阿拉伯方面则寸步不让。
空气中弥漫着决裂和战争的气息，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即便在东方赢得了内战，也可能在瞬间失去整个富庶且战略位置重要的南方阿拉伯领土的窘迫境地。
1917年12月18日，维也纳，美泉宫。
多瑙河畔的多瑙联邦，此刻正深陷于内部动荡的泥潭，难以自拔，年轻的卡尔皇帝效仿其德皇表哥推行的联邦制改革，非但未能缓解帝国内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反而因举措失当、威信不足且受到各方抵制，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和权力真空。
屋漏偏逢连夜雨，源自西线的流感疫情并未放过这个疲惫的帝国，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等主要城市迅速蔓延，本就脆弱的医疗系统在大量病患的冲击下濒临崩溃，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社会恐慌加剧。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在刺激着帝国内的分离势力，东面，俄国革命的榜样效应仍在扩散；西面，德意志帝国刚刚以铁腕手段镇压了内部贵族反抗，这既是一种威慑，也仿佛是一种“示范”。
受此影响，帝国内的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甚至一部分匈牙利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街头示威，乃至在偏远地区出现了有组织的武装起义，他们喊出的口号不再是“自治”，而是“完全独立”，要求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面对近乎失控的局势，卡尔皇帝的耐心和改革理想终于被现实耗尽。在征得柏林方面默许，他决心效仿威廉表哥的“成功经验”，祭出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手段——铁腕镇压。
他召集了忠诚的将军和内阁成员，在御前会议上，他脸色铁青地宣布：
“妥协与宽容换来的只有背叛和分裂！帝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命令，自即日起，在帝国全境，特别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叛乱地区，实施最严格的军事管制和戒严令！授权皇家军队与宪兵部队，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坚决、迅速地镇压一切叛乱行为、分裂活动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对于首要分子，无需经过冗长的司法程序，军事法庭可即审即决！”
命令迅速下达，装备着步枪和机枪的帝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开进布拉格、布尔诺、萨格勒布等动荡城市的街道，坦克和装甲车碾过古老的石板路。
戒严令下，街头枪声再起，军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逮捕和处决“分裂分子”的消息不断传来。
曾经试图扮演改革者和各民族调停者的卡尔皇帝，如今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帝国统一，不得不依靠刺刀、铁丝网和绞架。
多瑙联邦的未来，并未因这突如其来的铁腕而变得清晰，反而在血与火的镇压中，内部仇恨加深，走向了更加晦暗和不确定的深渊。
精确时间：1917年12月19日，柏林，无忧宫。
林晓独自坐在书房里，审阅着来自维也纳的关于卡尔皇帝实施铁腕镇压政策的详细报告。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无赞许，也无批评，他理解这位年轻表弟在帝国崩解边缘所做的绝望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当所有温和手段失效后，暴力似乎是唯一能暂时维系统一的粘合剂。
但他内心更深处清楚，这不过是饮鸩止渴，高压或许能换来短暂的平静，却无法根除民族矛盾的毒瘤，反而可能为未来更剧烈的爆炸积蓄能量。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越过欧洲的纷扰，投向更遥远的东方。那里，一个名为“远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红色政权已经在阿穆尔河畔宣告成立。
虽然它现在还很弱小，被困在各种势力之间，但其代表的意识形态和生命力，不容小觑，世界的棋局依然复杂万分，帝国的航船在劈波斩浪、看似无敌的同时，仍需时刻保持最高度的警惕，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暗涌与可能撞上的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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