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彼得格勒的陷落和春季泥泞期的最终结束，东线德军最高统帅部在经过周密计划和部队重组后，终于启动了针对苏维埃俄国最后的心脏——莫斯科——的最终战略行动：代号“台风-终幕”的庞大围困与消耗作战，行动最终发起日定于1917年5月25日。
此次战役的目标被明确修正：不再是追求代价高昂、可能陷入另一个彼得格勒式巷战的正面强攻，而是充分利用东线广阔的战场空间和德军依然存在的技术、组织优势，彻底孤立、封锁并最终榨干莫斯科，迫使其在饥饿和绝望中屈服。
为执行这一宏大的战略意图，德军集结了其历史上最为豪华的将领阵容：
最高统帅： 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坐镇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以其无与伦比的威望稳定全局；
而实际上的战略大脑和操盘手，仍是精力旺盛、作风强悍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他负责统筹所有集团军群的协同。
· 北方集团军群 由作风稳健、意志坚定的费多尔·冯·博克中校指挥，下辖第4、第9集团军等庞大兵力。
其任务是从北面、西北面向南持续施加巨大压力，夺取勒热夫等关键交通枢纽，最终与从南面北上的部队实现历史性的会师，封闭包围圈。
南方突击集群（精锐机动力量）： 此战的关键铁锤。鉴于其在攻克彼得格勒和之前战役中的卓越表现，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上校被破格提升为元帅，并授予实际指挥权。
他麾下汇聚了经过紧急补充和休整的第3、第4装甲集群（分别由赫尔曼·霍特、埃里希·霍普纳两位装甲战专家指挥），以及数个最精锐的摩托化步兵师。
该集群的任务是从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方向，向东发动雷霆般的猛攻，撕裂红军已然拉伸至极限的防线，执行一场大规模的战略迂回，直插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卡卢加地域，完成对莫斯科的战略包抄，切断其与南部腹地的最后联系。
空中力量： 阿尔伯特·凯塞林将军的第1“飞禽”航空队将提供压倒性的、不间断的空中支援。
其核心任务不再是近距离支援，而是战略封锁：系统性地轰炸和摧毁莫斯科通往东方乌拉尔、南方伏尔加流域的所有铁路枢纽、桥梁、公路和后勤仓库，执行残酷的空中绞杀战。
关键战场指挥官： 在曼施坦因、霍特、霍普纳的麾下，一批年轻而凶悍的将领开始在残酷的机动和攻坚战中崭露头角，展现出非凡的攻击性和坚韧的防御才能。
例如，哈索·冯·曼托菲尔少校指挥的装甲团再次成为突破先锋；而瓦尔特·莫德尔中校指挥的一个步兵团，则在巩固突破口、抵御红军疯狂反扑的战斗中，以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守住”的顽固风格赢得了上级的青睐。
红军方面，在经历了彼得格勒的惨痛损失后，托洛茨基以铁腕手段和无情纪律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构筑了以莫斯科为核心的、层层叠叠的纵深防御体系。
他们严重缺乏德军的机动性和技术装备，但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储备和内线作战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保卫红色首都”的口号激发了一种近乎绝望的狂热士气，政治委员的监督也确保了部队即使面临巨大伤亡也不会轻易崩溃。
战役初期，德军装甲矛头的突击再次显示出其毁灭性的威力，曼施坦因的部队在维亚济马方向成功达成突破，霍特和霍普纳的坦克集群在开阔地带对后撤中的红军部队予以重创，俘虏数以万计。
然而，随着德军越来越接近莫斯科，红军的抵抗呈指数级增强，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了必须用鲜血换取的要塞，每一片森林和沼泽都潜伏着致命的反坦克枪手、狙击手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员，不断袭击德军的补给线和孤立单位。
德军虽然不断取得战术胜利，但推进速度明显放缓，宝贵的装甲力量在无休止的战斗中持续损耗，漫长的补给线变得异常脆弱。
至6月15日，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战斗和巨大牺牲，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前卫部队与曼施坦因南方突击集群的先头师，终于在莫斯科以东约180公里的弗拉基米尔城郊取得了极其艰难的联系！这意味着一个虽然松散、漏洞百出，但战略意义无比巨大的包围圈初步形成。
莫斯科与外界的陆上联系被严重切断，仅能依靠几条路况极差、且日夜不停遭受凯塞林飞机轰炸扫射的东部公路和一条脆弱的单线铁路维持着微弱的、时断时续的补给。
漫长的、旨在耗尽莫斯科最后生命力的围城阶段，正式宣告开始，双方都已疲惫不堪，但德军凭借更强大的炮兵、绝对的空中优势以及对战场外围的逐渐控制，开始掌握战略主动权。
在远东，威廉皇帝以其超越时代的视野，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地缘政治影响的战略性决策：
不再满足于在中国南北双方之间制造均势、玩弄平衡，而是要全力支持一个统一、稳定、且必然亲德的中华，将其打造为在远东制衡日本、维持亚洲战略均势、以及为德国工业提供未来巨大市场的关键支点。
1917年6月1日，一项代号“龙息”的庞大、多层次的援华计划在绝密状态下全面启动。其规模和深度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军售：
军事顾问团全面升级： 以精通东方事务、作风严谨的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上校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规模急剧扩大，成员包括从总参谋部抽调的精英军官。
他们不再仅仅是提建议，而是直接嵌入奉军和国民革命军的师、旅级作战单位，负责系统性德式训练、作战参谋规划，甚至在某些关键战斗中提供实质性的战术指挥。
除了海量的毛瑟步枪、mG机枪和各类火炮，德国开始提供更先进的装备，如“狼王”重型坦克、兰普勒c系列双座侦察机、工兵和后勤部队的全套装备，旨在帮助华夏军队初步建立现代化作战体系。
提供低息贷款和核心技术，帮助中国（最初重点放在工业基础较好的北方）建立一系列的兵工厂（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小型炼钢厂和化工厂（生产炸药和无烟火药），为其国防工业奠定初步基础，减少对未来外援的完全依赖。
德国驻华代表分别向沈阳的张作霖和广州\/南京的常凯申传达了来自柏林最高层的、几乎相同的的信息：“德意志帝国坚信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符合远东持久利益，帝国提供的支持是前所未有的，旨在终结当前分裂局面，帝国的耐心并非无限，未来的全面合作与援助将毫无保留地给予‘更能有效结束内战、统一国家、并以法律形式确保德意志帝国在华合法权益的一方’。”
德国的强力介入，如同一剂猛药，极大地加剧了华夏内战的规模、强度和现代化水平。
得到德械装备、德式训练和德国顾问直接支援的奉军和国民革命军战斗力飙升，双方沿着津浦线、平汉线等交通大动脉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攻防战，战火燎原，伤亡惨重。
德国的目标清晰而冷酷：通过一场由德国武装、德国影响、并最终由德国认可的“统一战争”，催生出一个强大、统一、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必然深深依赖并亲近德意志帝国的中国。一场由柏林导演的、决定东方命运的戏剧，已然拉开大幕。
在欧洲主战场之外，德意志帝国开始熟练地挥舞其作为新晋全球霸主的影响力利剑，意图从根本上重塑世界格局：
帝国外交部下属的文化宣传部门和军事情报局接到明确指令，加紧在英法残余的殖民地（如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非、大西洋地区）散播民族自决和反殖民思想。
通过地下电台、印刷品和秘密特工，提供资金、舆论支持和模糊的政治承诺，鼓励和扶植当地民族主义精英反抗旧主，制造动荡。
虽然印度、爱尔兰、埃及已在德国支持下独立，但柏林希望这股风潮能形成雪崩效应，彻底摧毁英法殖民帝国的统治根基，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投入德国的怀抱。
顺便充分利用美国目前的中立地位，德国各大企业在外交部和国家银行的协调下，大幅增加对美出口（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药品、精密光学仪器、高端奢侈品），同时大量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内个…呸…棉花、石油和有色金属。
德国资本也开始谨慎但坚定地涌入美国市场进行投资，林晓深知美国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工业实力的可怕，他希望通过建立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纽带，既能极大促进德国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繁荣，也能增加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维持中立的力量。
尽可能延缓或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跨大西洋冲突 一位德国经济部长在内部会议上直言：“我们要用德国的商品和资本，给美国套上金色的缰绳。”
而皇帝亲自授意财政部和新近扩权成立的“帝国总规划部”（由原总参谋部部分精英和经济专家组成），开始秘密研究战后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问题。
皇帝甚至要求必须避免因巨额赔款流入和战争开支骤减可能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规划一系列超大型公共工程（全国高速公路网、统一电力网格、河道整治）以吸收数百万即将复员的军人和待业的人民，避免失业和社会动荡；
对于欧洲内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皇帝也毫不犹豫地出手清除，他对那个在意大利失败后仍不死心、在监狱里依旧通过秘密渠道向外传递极端民族主义讯息、鼓吹建立“新罗马帝国”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彻底失去了耐心。
在一次仅限极少数人参加的安全会议上，林晓对奥托·斯科尔兹内下达了简洁而冰冷的指令：“奥托，那个意大利小丑的噪音太吵了，该永久静音了，他在监狱里也不安分，就让他‘安静’地消失吧，要做得干净，像一场监狱里常见的、不幸的斗殴意外。”
斯科尔兹内毫无表情地领命：“遵命，陛下。一场意外。”
1917年6月10日，被关押在北意大利傀儡国某处看守严密监狱的墨索里尼，在一次犯人之间“突发”的、原因不明的激烈斗殴中，被磨尖的勺子柄“意外”刺中颈动脉和二弟以及数处要害，狱警“未能及时”制止，最终伤重不治身亡，一颗可能在未来引爆极端民族主义的毒瘤，被提前无声无息地切除。
与此同时，帝国的长远发展离不开顶尖人才，林晓始终记挂着那些拥有非凡潜力、能在未来各个领域独当一面的人物，他再次向情报部门和教育部下达了明确的“猎头”指令。
很快，两份详细的个人档案被摆上了皇帝的案头：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一位才华横溢、文笔极其犀利且富有煽动性的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
档案显示他因先天性足疾而饱受歧视，性格因此变得极度敏感、愤世嫉俗且渴望获得认可，其对大众心理学和宣传鼓动技巧有着近乎本能的敏锐洞察力。目前生活困顿，在科隆一家小报社撰写激进评论。
费迪南德·保时捷教授： 一位极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奥地利汽车与发动机工程师。
曾任奥地利-戴姆勒公司技术总监，其关于混合动力驱动、流线型汽车设计和重型坦克的概念远远超越时代，但因想法过于超前且耗资巨大而与管理层多次发生冲突，目前处于半闲状态。
皇帝仔细阅读后，亲自签署了两份措辞极其诚恳且条件优厚得令人无法拒绝的邀请函：
· 致戈培尔：任命其为新成立的“帝国人民启蒙与宣传部”首席顾问暨第二处处长，直接对部长负责，授予其组建一个专门负责“舆论引导、文化塑造与公共心理研究”团队的权力，并配以充足的预算和媒体资源，信中肯定其“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和“非凡的语言力量”。
· 致保时捷：授予其“帝国首席车辆设计师”头衔，并提供巨额政府资金在斯图加特建立独立的“保时捷研究事务所”，赋予其完全的研究自主权，专门研发“面向未来的民用车辆和特种军用机动平台”，承诺其设计将得到最高优先级的生产支持。
面对帝国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出的、直接认可其价值并能让其才华得到极致发挥的邀请，这两位在未来另一条时间线上本应扮演截然不同角色的人才，在经过短暂权衡后，几乎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
他们于6月下旬先后抵达柏林，其非凡的才智和能量，从此被纳入了德意志帝国发展的宏大轨道，其个人命运与历史轨迹，也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威廉皇帝站在柏林无忧宫那间巨大的地图室内，目光深邃，缓缓扫过从莫斯科城下到华夏中原，从北美大陆到非洲海岸的广阔疆域。
他的目光似乎已穿透了眼前硝烟尚未完全散去的战争，投向了更远的、即将由他那只无形巨手亲自塑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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