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位可爱的老人语重心长，却字字千钧：“教育部不要再成为阻碍！赞成改革方针的，就放手去干；不赞成的，趁早改行，别占着位置耽误事！”
刘西尧等人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额头上冒出了细汗，肩膀都往下垮了几分，显然是被这番话压得喘不过气。
稍缓了语气，这位可爱的老人开始谈具体问题。他特别拿起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政审标准，皱着眉说：“你们写的这东西，文绉绉的，太繁琐！条条框框太多，把好苗子都卡住了。”他直截了当，“政审，核心就是看本人表现！只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热爱国家，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有决心好好学习，这几条就够了。招生就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择优录取！”
这“择优录取”四个字，像定海神针似的，一下子确立了按考试成绩高低排序录取的根本原则。之前两次招生会议上，关于“录取多少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激烈争吵，也顺着这四个字烟消云散——管你是应届生还是社会青年，分数够了就能上，这才是最公平的。
其实，突破这些限制，正是这位可爱的老人早就定下的决心。早在 9 月 6 日，他就在给几位核心领导的信里明确提出：“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要在社会上公开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可教育部后来提交的方案里，把这个比例改成了 20% 至 30%，还机智地加了一句：“以选优为原则，可高于或低于此比例。”没想到，正是“择优录取”这把尚方宝剑，为后来取消应届生比例限制打开了大门——只要分数够高，管你是应届生还是知青，都能被录取。
9月21日，刘西尧终于把这位可爱的老人的讲话精神传达给了招生会议现场。会场瞬间沸腾了！代表们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有人激动地拍桌子，有人红着眼眶握手，都说这是“震撼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会后的简报里写道：“许多争论了几十天的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整个教育界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了！”
思想的坚冰一旦打破，共识就像春潮似的涌了上来。标志性的《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只用了短短几天就起草完成。这份文件在报考标准、培养目标等关键环节，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还确立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的全新方针——这十六个字，彻底取代了沿用多年的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
九月底，教育部把这份凝聚了新精神的招生意见正式呈报上去。这位可爱的老人连夜审阅，第二天一早就果断批示：“我看可以！”
10月5日，高层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份文件；10月12日，正式批转全国。至此，中断了整整十一年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正式宣告恢复！
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醒目的黑体字刊登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向全国宣布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旁边配发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更是点燃了全国570万渴望知识的青年的心火。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意义重大的社论初稿，正是那位勇敢执笔的记者穆扬写的，最后还经过了邓小平同志亲自审定。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教育部答记者问，把新政解读得明明白白：上山下乡的知青、回乡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能报考；只要具备高中文化程度，就能报名；必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政审核心是看本人现实表现，再也不搞“唯出身论”；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关键还是“择优录取”！
没人能想到，1977年这场波澜壮阔的招生制度改革，在恢复公平选拔人才的同时，竟也像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大门——无数曾被埋没的人才，靠着高考重新站了起来；无数普通家庭的孩子，靠着试卷上的分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那年夏天，一群敢说真话的学者，和一位敢于拍板的老人，共同按下了“重启”键。
“必须尽快恢复高考制度”的决策在中央层面如惊雷炸响，电波里的指令急促又坚定，负责落实的干部们连夜召开会议，铅笔在纸上飞快勾勒着时间表——从制定考纲到分配考场，每一步都得跟时间赛跑。可这阵能改写命运的春雷，却撞在千万知青扎根的深山与平原上，被层层叠叠的山峦挡在天外，被望不到边的稻田吸进泥土里。信息像被施了魔法般滞留在原地，没人知道一场关乎未来的巨变，正悄悄朝着他们奔来。
那时的报纸头版依旧印着“农业学大寨”的黑体标题，广播喇叭从清晨到黄昏，反复播放着生产队里的劳动口号，连村里老黄牛听着都耷拉着耳朵。
知青们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太阳落山才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回宿舍，“恢复高考”这四个字，大多是歇晌时有人从城里亲戚捎来的口信里听来的。
有人蹲在田埂上啃着窝头说：“听说城里学生要考试上大学了？”话音刚落，就被旁边人笑着打断：“别瞎琢磨了，咱们在这刨地球的，还能跟大学生沾边？”风一吹，这话就散了，只剩下锄头挖开泥土的腥气，裹着每个人的希望沉进心底。
江苏海门的江心沙农场，倒是比别处多了几分热闹——知青王卫东和潘瑕要结婚了。没有婚纱钻戒，潘瑕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还缝着块补丁，王卫东借了老乡的黑布鞋，裤脚卷了两层才遮住磨破的边。
婚礼就在农场的晒谷场上办，知青们凑钱买了两斤水果糖，老乡们拎来自家腌的咸菜、晒的干豆角，连场长都特意批了半斤猪肉，让食堂师傅做了锅红烧肉。大家伙围着临时搭的木桌，碗碰着碗，笑声裹着晚风飘得老远，直到月亮爬上天边，人才渐渐散了。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王卫东没歇着，扛着铁锹就往新房后面走。新房是农场分配的砖瓦房，红砖墙还透着新气，可他总觉得少点什么——小两口过日子，总得有块自己的菜地。
他从仓库里扛来几根毛竹，又抱了摞芦席，借着月光搭起一间小得只能容下两个人的草屋，打算用来放农具和收成。毛竹是农场免费给的，芦席也是仓库里剩下的边角料，不用花一分钱，王卫东心里盘算着，明天一早就去翻地，把从苏州带来的丝瓜籽、扁豆籽种下去，等夏天藤蔓爬满竹架，就能摘着新鲜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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