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站时，天还没亮透。沈知意提着木箱走下阶梯，三位年轻传承者跟在后面，脚步有些沉。裴砚已在村口等了许久，手里拎着一包刚炒好的茶叶。
“回来了。”他说。
没人多说话。他们一路沉默地回到祖屋，把行李放下。桌上堆着展会期间积攒的信件和快递单，几张合作意向书被夹在最上面，纸角微微卷起。
第二天上午，三人围坐在厅堂里。沈知意打开笔记本，取出那片干薄荷叶，放在阳光照得到的位置。她没看大家，只说了一句：“该谈合作了。”
裴砚从布包里拿出记录簿，翻开第一页。他写了三行字：不改名、不换包装、不分销权独授。墨迹干得快，像刻上去的一样。
“我们能走出去，但不能丢掉自己。”沈知意说。
第一个视频会议安排在下午。对方是欧洲一家贸易公司，投影画面清晰，声音稳定。他们愿意预付一大笔款项，条件也很明确——全球独家代理，产品更名为“oriental Zen tea”，包装换成金属罐，说明书全部使用英文主视觉。
“诗意表达不利于规模化传播。”对方代表说，“我们需要的是可复制的品牌模型。”
一位年轻人立刻站起来，想反驳。裴砚抬手拦住他，摇了摇头。
会议室安静下来。沈知意盯着屏幕上的LoGo，很久才开口：“我们带出去的不是商品，是声音。如果连名字都不能保留，那这杯茶就不该出现在你们面前。”
通话结束得很干脆。没有人争吵，也没有人挽留。
晚上，沈知意翻出笔记本，重新看了一遍展馆那天的录音文字稿。她想起那个失意青年接过纸鹤时的眼神，想起采购商最后低声说“也许是我错了”。这些记忆让她确认了一件事——他们走的路没错。
但她也知道，这条路不会容易。
几天后，团队开始整理第二批接洽名单。工作节奏恢复如常，可气氛变了。一位年轻人私下找到沈知意，递给她一份打印的数据报告。
“如果我们接受区域独代，第一年销售额至少翻五倍。”他说，“现在有两家大渠道商都在等回复。”
沈知意接过纸，没说话。
那人又说：“我们真的要拒绝所有排他条款吗？如果不借助大平台，会不会一直做不大？”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当晚，沈知意坐在桂花树下写手稿。风轻轻吹过，阿斑蜷在桌边，尾巴搭在腿上。砚台还是温的，像有人刚刚用过。
她写下一句话：茶不渡人，人自渡。
第二天清晨，茶叶浮现出细密纹路，像是叶脉延伸成的小路。她取了一片，泡进瓷杯里。
次日天刚亮，她叫上三个年轻人去了茶园。露水还挂在叶子上，空气很凉。她亲手采下一芽两叶，放进竹篓，然后带着他们走进老作坊。
铁锅烧热后，她开始翻炒。动作平稳，节奏不变。四十分钟过去，汗水顺着鬓角滑下来，她的手没有停。
炒完茶，她分了三杯，递给每人一杯。
“你们喝到的，不只是味道。”她说，“是我们不愿省去的四十分钟。如果连这点坚持都没有，我们拿什么去谈合作？”
三人低头喝茶，谁也没再提数据的事。
当天夜里，他们在东棚开会。灯光昏黄，墙上贴着新画的流程图。经过讨论，他们正式定下“三不原则”：不更名、不独代、不改传统工艺流程。每一条都写进了对外沟通文件的首页。
接下来两周，接洽陆续展开。小型机构表示兴趣，但资源有限；大型企业则因条款不可让步而退出。有几家原本积极联系的公司，突然不再回信。裴砚查了邮件系统，发现几封已读未复的函件之后，再无后续。
“有人在施压。”他说。
沈知意坐在案前，看着窗外的桂花树。她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仍是《茶不渡人，人自渡》。文中讲了一个老人守着一口老锅炒茶三十年的故事，没提品牌，也没提销量。
她把文章发在公共平台上，附了一段他们自己拍的短片——清明采桑，谷雨焙茶，手工揉捻，炭火慢烘。全程无声，只有风声、炒茶声、水流声。
视频上传后的第三天，留言区出现几条新评论。
“这是我见过最真实的制茶过程。”
“我在伦敦，想找你们的茶。”
“不需要改名字，这个名字就有力量。”
沈知意看完，合上电脑。
裴砚送来一批新的往来函件。他把拒绝合作的归入一个文件夹，另设一个小木匣，标着“待回应”。
“等得起吗？”年轻人问。
“不是等机会。”沈知意说，“是等听懂的人。”
他们决定暂停密集接洽。不再主动推销，也不再参加任何商业对接会。而是继续发布内容，公开理念，把选择权交出去。
又过了几天，沈知意清晨去东棚检查陈化仓。回来时发现桌上多了三份新寄来的样品申请表。寄件人来自不同国家，职业各不相同，但备注栏里都写着同一句话：“我想试试这杯有故事的茶。”
她把表格递给裴砚。他看了看，放进“待回应”的木匣里，盖上盖子。
傍晚，三位年轻人聚在茶坊后院。他们反复播放自己拍的那段制茶短片，一边看一边修改字幕。有人低声念着那句“清明采桑，谷雨焙茶”，语气认真，像在背诵誓言。
沈知意站在门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向桂花树。
她坐在石凳上，倒了一杯“桂语茶”。热气升起来，模糊了视线。阿斑跳上桌子，鼻子凑近杯子闻了闻，然后趴下不动。
风吹动纸灯，光影在地上晃。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汤温润，回甘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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