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天，从工地那吃人的苦役中暂时解脱，对苏建国而言，并非休息的开始，而是另一场更为耗尽心力的“演出”的序幕。他必须赶在家人，尤其是春燕和孩子们面前，将那个在工地上被碾磨得如同碎渣的“苏建国”重新拼凑起来，扮演好那个只是“厂里任务重、加班多”的丈夫和兄长。
工地附近，有一条散发着异味、漂浮着垃圾的臭水沟。这里成了苏建国每天“卸妆”和“换装”的后台。下工后，他会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绕到水沟旁一个相对隐蔽的角落。
他先是脱下那身沾满水泥灰、被汗水反复浸透又风干、硬得像铠甲的破旧“工装”，小心翼翼地卷好，塞进一个事先藏在砖垛后面的破麻袋里。然后，他蹲在水沟边，就着那浑浊不堪、带着腥臭味的水，开始清洗。
他用手捧起水，胡乱地泼在脸上、脖子上、手臂上。冰冷肮脏的水刺激着皮肤上的伤口，带来一阵刺痛。他用力搓洗着脸上的灰垢，指甲刮过皮肤，留下红痕。但水泥灰极其顽固，尤其是嵌在毛孔和皱纹深处的那些，像烙印一样难以清除。他只能洗去表面最明显的一层，让脸色看起来不至于太吓人。鼻腔和喉咙里的灰尘更是无能为力，只能靠不停的清嗓子，希望能把那种呛人的感觉压下去一些。
接着，他从麻袋里取出那身藏好的、洗得发白的旧厂服。这是他从机床厂带出来的最后一点体面，是他伪装的核心道具。他迅速地将这身相对干净的衣服套在身上，仔细扣好每一个扣子，尽管衣服下的身体布满了淤青、磨破的伤口和红肿的肩膀。
最后，他对着水沟里那模糊的、晃动的倒影，努力地挺直自己的腰板。这个过程异常痛苦，僵直酸痛的背部肌肉发出无声的抗议，但他咬紧牙关，强迫自己站直，收起那种因长期弯腰负重而习惯性佝偻的姿态。他用手理了理湿漉漉、乱糟糟的头发，试图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些。
做完这一切，他才深吸一口气，仿佛将工地上的所有疲惫和屈辱都暂时锁进了那个破麻袋，然后迈着尽可能正常的步伐，走向公交车站，汇入下班的人流。他要赶在春燕和孩子们产生怀疑之前回到家。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他总是努力让脸上挤出一丝若无其事的表情，用略带沙哑但尽量平稳的声音说一句：“我回来了。”
李春燕通常会从灶台边抬起头，递给他一个温柔的笑容，招呼他洗手吃饭。他会应一声，然后像往常一样，走到水缸边，用家里干净的井水再洗一遍手和脸，似乎想用这清冽的水，彻底洗掉外面带回来的所有污浊气息。
吃饭时，他依旧是那个吃得又快又多的“苏建国”。他用狼吞虎咽来掩饰因过度疲惫而可能出现的食欲不振，也以此来避免过多的交谈。他会刻意避开春燕探寻的目光，将注意力集中在饭碗里。
然而，无论他如何精心伪装，身体的极度透支和工地的恶劣环境，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无法完全掩盖的痕迹。
他的眼睛里，布满了无法消退的血丝。那是长期睡眠不足、粉尘刺激和体力极度消耗的共同结果。即使他努力睁大眼睛，那蛛网般的红血丝和眼底浓重的青黑，也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憔悴。
他越来越难以控制那从肺腑深处传来的咳嗽。尤其是在夜晚，或者当他稍微放松下来的时候，一阵阵沉闷的、仿佛带着胸腔共鸣的咳嗽便会突然袭来。他只能尽量压低声音，或者用拳头抵住嘴唇，强行压抑，但那种压抑不住的、带着痰音的闷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每一声都敲在李春燕的心上。
最明显的，是他日益加剧的消瘦。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颧骨高高凸起，原来合身的旧厂服现在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空荡。肩膀虽然刻意挺直，但那种瘦削的轮廓和微微前倾的姿态，还是暴露了身体的虚弱。手臂和手腕也肉眼可见地细了一圈，只剩下紧绷的皮肤包裹着坚硬的骨头。
这些变化，李春燕都一丝不落地看在眼里。
她看到他眼中驱不散的血丝，会默默地把油灯挑得更亮一些，怕他伤着眼睛；
她听到他压抑的咳嗽，会背过身去，用力地眨回眼眶里的湿意，然后第二天想方设法给他熬点润肺的梨水；
她摸到他空荡荡的衣袖下嶙峋的臂骨，会在给他盛饭时，手抖了又抖，恨不得将锅里所有的稠的都捞到他碗里。
她不再轻易追问“厂里怎么样”这类问题，因为她知道，得到的只会是那个重复了无数遍的、空洞的答案。她只是用更加细致的观察和更加沉默的体贴，回应着他笨拙的伪装。
苏建国也知道自己瞒不了多久。春燕那沉默而担忧的目光，像温柔的探针，总能精准地刺破他精心构筑的防线。但他依旧固执地维持着这个谎言，仿佛只要他不说破，那个残酷的现实就不会真正降临到这个家里。他像一个在悬崖边行走的人，用尽全身力气保持着平衡，只为了能在这条摇摇欲坠的钢丝上，多走一步，再多走一步。而每一步，都伴随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以及那份深埋在心底、无法言说的，关于男人尊严的最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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