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薄薄的信封，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紧紧贴在他的胸口口袋里，烫得他心口发疼，几乎要灼穿皮肉。从机床厂到青瓦巷，这段走了十几年的路，今天却显得格外漫长而艰难。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拖着无形的、沉重的镣铐。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他却感觉不到冷，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耻辱感，如同黏稠的沥青，将他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
“下岗”。
这两个字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冲撞、轰鸣，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他作为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上。他苏建国，堂堂七尺男儿，技术过硬，吃苦耐劳，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被他视为终身依靠的工厂像扔废料一样抛弃。那份买断工龄的钱，不是补偿，更像是施舍，是对他过去十几年付出的廉价清算，是对他能力的全盘否定。
这耻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更关乎他对整个家庭的承诺和责任。
他想到了李春燕。
那个在他最困顿的时候，没有离开，反而用她瘦弱的肩膀和他一起扛起这个家的女人。她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住的是漏风的过渡房，吃的是粗茶淡饭，日夜操劳，手上磨出了多少老茧，眼角添了多少细纹。她好不容易看到一点生活的盼头，看到她的小裁缝铺子渐渐有了起色，看到这个家从倾家荡产的深渊边一点点爬回来……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告诉她这个天塌下来的消息？他仿佛已经看到她那双总是带着温柔和疲惫的眼睛里，瞬间溢满的惊慌和绝望。不，他不能让她担心，更不能……他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个更隐秘的恐惧，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会让她本就承受着压力的家人，更加反对他们在一起，甚至……他不敢想下去。
他想到了晓光。
那个敏感、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孩子。她在学校已经因为家庭的贫困承受了太多无形的压力，躲着同学啃干粮，穿着改制的旧衣服。她那么努力地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家人，来维系她那一点点脆弱的自信。如果她知道家里唯一的、稳定的经济来源断了，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里，该会蒙上多么深重的阴霾？她会不会更加自卑，更加沉默？他绝不能让这残酷的现实，去加重孩子心上本就沉重的负担。
还有卫东和卫民。卫东好不容易走上正轨，脾气收敛了许多，正靠着蹬三轮一点点偿还“百家钱”，重拾做人的底气；卫民也在福利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用他笨拙的方式为这个家增添着微薄的收入和难得的暖意。他作为大哥，应该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定心丸，怎么能先倒下？
巨大的耻辱感和更深沉的家庭责任，像两座大山，一左一右地挤压着他，几乎要将他的脊梁压断，将他的灵魂碾碎。他感到一阵阵眩晕，喉咙里涌上腥甜的铁锈味，又被他强行咽了下去。
不能倒！绝对不能倒！
一个念头，在极度的混乱和痛苦中，如同溺水者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变得异常清晰和坚定——隐瞒！必须隐瞒下去！
他不能让家人知道他已经下岗。至少在找到新的、稳定的工作之前，绝对不能。
这个决定，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悲壮。这意味着，从今天起，他必须独自咽下所有的苦果，背负着这份耻辱和焦虑，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在家人面前，继续扮演那个“一切正常”的苏建国。他要用谎言，为自己争取时间，也为这个家，维持住最后一丝体面和摇摇欲坠的平静。
他深吸了几口冰冷的空气，强迫自己混乱的大脑冷静下来。他抬手，用力揉了揉僵硬的脸颊，试图揉掉上面可能残留的绝望痕迹。他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和衣领，将胸口那个烫人的信封往更深处塞了塞，确保不会被人看出来。
走到青瓦巷口时，他的脚步已经恢复了惯常的沉稳，只是那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更加佝偻和孤寂。
推开那扇熟悉的、吱呀作响的木门，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李春燕正从灶台边端出热好的饭菜，看到他，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回来了？今天好像比昨天早一点，快洗洗手吃饭。”
“嗯。”苏建国应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但他尽力维持着平稳。他不敢看春燕的眼睛，生怕那双过于了解他的眼睛，会瞬间看穿他努力维持的伪装。
他走到水缸边，像往常一样舀水洗手，借着冰冷的水流，让自己彻底镇定下来。然后，他坐到饭桌前，拿起筷子，开始吃饭。他吃得很快，和往常一样，用狼吞虎咽来掩饰内心的波涛汹涌，也以此来逃避可能的交谈。
“厂里……今天怎么样？”李春燕还是像往常一样，随口问了一句。
苏建国夹菜的动作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随即含糊地应道：“老样子。”
他没有多说，李春燕看着他疲惫的侧脸，也只当他是累极了，心疼地给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便不再多问。
这一刻，苏建国知道，他的谎言开始了。他用沉默和含糊，为自己筑起了一道脆弱的防线。男人的尊严，逼着他将所有的苦楚和压力，都死死地锁在了自己的心里。他必须尽快，尽快找到新的工作，无论多苦多累，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场自己发起的、与命运的赛跑中，为这个家，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而他并不知道，这条用谎言铺就的道路，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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