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屋院角有棵老槐树，树身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到房顶上。太爷爷走的那年，这树突然枯了半边，剩下的半面却疯长，浓绿的叶子把半个院子都罩在阴影里。奶奶说，那是太爷爷舍不得走，魂魄附在了树上。
我对太爷爷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坐在槐树下的竹椅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是铜的，被他摩挲得发亮，抽起来滋滋响。他去世时我才六岁，跟着大人跪在灵前，看见他躺在棺材里，脸上盖着张黄纸，心里没什么悲戚，只觉得那纸在烛光里晃晃悠悠的，有点吓人。
太爷爷走后的第三个秋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还是老院子，槐树叶落了一地，黄灿灿的。太爷爷就坐在竹椅上，背有点驼，手里却没拿烟袋，而是捏着个红布包。他看见我，招了招手，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小远，过来。”
我走过去，闻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草木灰味，跟他生前一样。他把红布包往我手里塞，布包硬硬的，方方正正。“把这个埋到树根底下，”他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皱纹像槐树皮，“得是西北方向，深点，别让人挖着。”
我想问是什么，他却突然站起来，往堂屋走。背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我一着急，就醒了，手里空空的，只有枕头边落了片槐树叶，是枯了的那种，发脆。
第二天我跟奶奶说这梦，她正在纳鞋底，针扎在布上顿了一下。“你太爷爷年轻时，在县城当铺当过伙计，”奶奶的线在指间绕了绕，“听说他经手过一个玉印章，后来当铺失火，老板跑了，那印章就没了下落。”她抬头看了看院角的槐树，“那年头兵荒马乱的，谁知道藏哪儿了。”
我心里一动，趁中午大人都歇晌，找了把小铁锹，溜到槐树下。西北方向的泥土果然比别处松，挖了两尺多深，铁锹碰到个硬东西。我刨出来一看，是个铁皮盒子，锈得厉害，打开后，里面果然有个红布包，跟梦里的一模一样。
解开红布，是个青白玉的印章，方柱形，上面刻着只狮子，底座的字弯弯曲曲的，我不认识。玉摸起来温温的，像有体温。我赶紧按太爷爷说的，把盒子埋回去，培上土，还在上面压了块石头。
晚上又梦到太爷爷，他还坐在槐树下，这次手里拿着烟袋，抽得滋滋响。“埋好了？”他笑起来，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那是前清一个举人的东西，当年老板让我藏起来，后来他死在乱兵手里，我就一直没敢动。”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现在世道好了，留着没用，埋在树下，跟我作个伴。”
我问他为什么托梦给我，他没直接答，只是用烟袋杆敲了敲树干：“这树是我爹种的，你爹小时候在这儿爬过，你也在这儿爬过。”他抬头看了看枝叶，“根扎在一处，魂就离不远。”
说完，他站起身，往堂屋走。这次走到门口，他没回头，身影慢慢融进门框的阴影里，像水滴进了泥土。我醒时，天刚亮，听见院外有卖豆腐的吆喝声，槐树上有麻雀叽叽喳喳的，一片热闹。
后来我把印章的事告诉了文物局的人，他们来勘察后，说那是清代中期的官印，挺珍贵的，给我家发了张奖状，还有笔奖金。奶奶把奖状贴在堂屋墙上，就在太爷爷的遗像旁边。
去年清明回老家，我又去槐树下站了站。树比以前更粗了，枝叶把整个院子都罩住了。西北方向的泥土上，新冒出几棵嫩草，绿油油的。风一吹，槐树叶沙沙响，听起来像谁在抽旱烟，又像谁在慢慢说着话。
奶奶说，托梦这回事，其实是心里记挂着。太爷爷记挂着那个印章，记挂着这院子里的人，魂魄就不肯走远。我摸着槐树干，树皮粗糙，却透着股韧劲，像太爷爷的手。或许真的像他说的，根扎在一处，不管人走多远，魂总在老地方守着，等着子孙后代回来，听他说句没说完的话。
那天晚上，我没再梦到太爷爷。但睡前，窗外那似有似无的落叶声，就像一个个小精灵，轻轻地、悄悄地，踮着脚尖，为我掖好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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