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那个红包，是在腊月二十七的傍晚。
那天我从县城的工地结了工钱往家赶，手里攥着用报纸包了三层的现金，指节都捏得发白。回家的路要走一段盘山公路，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钟，太阳就沉到山背后去了，冷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针扎。
摩托车骑到半山腰时，我看见路边的护栏上挂着个红包。红色的纸壳子，上面印着烫金的“福”字，边角有点磨损，被风吹得晃悠，在灰蒙蒙的天色里特别扎眼。
我放慢车速，心里犯嘀咕。这荒山野岭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谁会把红包挂在护栏上？再说快过年了，红包都是给小孩的，哪有随便扔在路边的道理。我本想直接开过去，可眼睛总忍不住往那个红包上瞟，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挠——万一里面有钱呢？说不定是哪个司机不小心掉的。
我把摩托车停在路边，支起脚架，往护栏走。雪粒子落在脖子里，凉得我一缩。红包用根红绳系着，挂在护栏的铁钩子上，我伸手一摸，里面硬邦邦的，好像裹着东西。我左右看了看，公路上没别的车，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呜呜”声，像有人在哭。
“管他呢，先拿了再说。”我解开红绳，把红包揣进棉袄内兜，刚要转身，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嗒”一声，像是树枝断裂的声音。我回头看，树林里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棵光秃秃的树干，影子歪歪扭扭的，像站着的人。
我心里发毛，赶紧骑上摩托车往家赶。一路上，内兜的红包硌着胸口，凉丝丝的，不像纸壳子该有的温度。我摸了摸，红包还是硬的，可刚才明明没这么凉，好像揣了块冰。
到家时，我妈正在厨房包饺子，看见我回来，赶紧接过我手里的包：“怎么才到？路上没出事吧？”我把路上捡红包的事跟她说了，我妈脸色一下子变了，手里的饺子皮掉在案板上：“你疯了？路边的红包能随便捡吗？那是给死人的！”
我愣了：“给死人的？”
“前几年村西头的老李，就是捡了路边的红包，没过三天就没了。”我妈拉着我的手，声音都在抖，“那红包是‘路祭’用的，给过路的野鬼烧的，里面裹的不是钱，是纸灰！你赶紧拿出来扔了，再烧点纸钱赔罪，不然要招东西的！”
我赶紧掏内兜，可摸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棉袄内兜是空的，那个红包不见了。“怎么会没有？”我翻遍了所有口袋，连摩托车的储物箱都看了，还是没找到，“我明明揣在兜里的，怎么不见了？”
我妈急得直跺脚，拉着我去堂屋，点了三炷香插在香炉里，又烧了叠纸钱：“老祖宗保佑，我家小子不懂事，捡了不该捡的东西，您千万别怪他，这就给您送回去。”纸钱烧起来，烟飘得满屋都是，呛得我直咳嗽，可心里还是慌，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当天晚上，我就出事了。
我跟我哥睡一个屋，半夜里，我被冻醒了。屋里的窗户关得好好的，可就是冷，像开了空调的制冷模式。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床头站着个人，穿件黑色的棉袄，戴着顶旧棉帽，背对着我，看不清脸。
“谁啊？”我以为是我哥起夜，可话音刚落，那个人慢慢转了过来。他的脸是青的，嘴唇乌紫，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嘴角还往下淌着水，像是冻住的鼻涕。
我吓得大喊，想爬起来，可身子像被钉在炕上，动不了。那个人慢慢伸出手，手里拿着个红包，正是我白天捡的那个，红色的纸壳子，烫金的“福”字，边角磨损。他把红包递到我面前，声音像含着冰：“我的红包，你怎么不拿？”
“别过来！”我拼命挣扎，可一点用都没有。那个人的手碰到我的脸，凉得像冰，我感觉自己的体温在往下掉，意识也开始模糊。就在这时，我哥突然翻了个身，大喊一声：“谁啊？大半夜的不睡觉！”
那个人一下子就不见了，屋里的冷意也消失了。我浑身是汗，喘着粗气，我哥坐起来，揉着眼睛：“你咋了？喊啥呢？”我把刚才的事跟他说，他皱着眉：“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屋里就咱俩，哪有别人？”
我掀开被子，看见床头的炕沿上，放着个红包，正是那个“路祭”红包。红色的纸壳子上，沾着几滴水珠，像是刚才那个人淌的水。我哥拿起红包，打开一看，里面裹着的不是钱，是灰色的纸灰，还有几根头发，黑黢黢的，缠在纸灰里。
我哥的脸一下子白了，把红包扔在地上，赶紧去喊我妈。我妈进来一看，拿起红包就往门外跑，扔在院子里的火堆里，又烧了好多纸钱：“你这孩子，怎么就招上了？这东西跟着你回来了！”
火堆里的红包烧起来，发出“滋滋”的声音，不像纸烧的声音，倒像塑料。我站在门口，看着火堆里的火苗，总觉得那火苗的影子像个人，在火堆里晃悠，好像在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天天做噩梦。梦里，那个青脸的人总拿着红包站在我床头，问我为什么不拿他的红包。每次醒来，我都浑身是汗，屋里的温度也比别的地方低。我妈找了村里的神婆，神婆看了看我，说我捡的红包是“勾魂包”，里面裹的是死者的生辰八字，谁捡了，谁就成了死者的“替身”，过了年三十，就要被勾走魂。
“那怎么办？”我妈急得哭了。
神婆叹了口气，给了我一张黄符，还有一小包香灰：“这符你贴身带着，香灰撒在门口和窗户底下，能挡几天。等过了年三十，他就勾不走你了。不过你得记住，这几天别出门，尤其是晚上，千万别再看见他。”
我把黄符揣在兜里，香灰也撒在了门口和窗户底下。头两天还好，没再做噩梦，屋里的温度也正常了。可到了年三十的下午，我哥说家里的酱油没了，让我去村口的小卖部买。我本来不想去，可我妈说年三十了，神婆说的“替身期”快过了，应该没事，我才拿着钱出了门。
村口的小卖部离我家不远，也就几百米。我买了酱油，往家走，走到半路，看见路边站着个人，穿件黑色的棉袄，戴着顶旧棉帽，正是我梦里的那个人。他手里拿着个红包，红得刺眼，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吓得转身就跑，手里的酱油瓶掉在地上，摔碎了。我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咔嗒、咔嗒”，跟在我后面，不快不慢。我不敢回头，拼命往家跑，可不管我跑多快，那个脚步声总能跟上，好像就在我耳边。
快到家门口时，我看见我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根桃树枝。她看见我，赶紧喊：“快进来！别回头！”我冲进家门，我妈赶紧把门关上，用桃树枝在我身上扫了扫：“他没跟来吧？”
我喘着粗气，指了指门外：“他……他在后面，拿着红包……”
我妈趴在门缝上看，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在门口站着，没走！”
我们一家人都不敢出声，坐在堂屋里，听着门外的脚步声。“咔嗒、咔嗒”，脚步声在门口来回走，走了一会儿，又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很轻，却听得特别清楚。
“我的红包，你还没拿。”门外传来那个含着冰的声音，“拿了我的红包，你就能跟我走了，不疼的。”
我妈赶紧把神婆给的黄符贴在门上，又烧了些纸钱：“你快走！我们给你送钱了，别再缠着我家小子了！”
纸钱烧起来，烟从门缝里飘出去，门外的脚步声停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又响了：“你们骗我，这不是我的红包。我要的是他拿的那个，他捡了我的红包，就得跟我走。”
我吓得躲在我哥身后，看见门缝里飘进来个红包，正是我捡的那个，红色的纸壳子，烫金的“福”字，边角磨损。红包慢慢飘到我面前，停在半空中，好像在等我拿。
“别碰它！”我妈大喊，拿起桃树枝就往红包上打。桃树枝碰到红包，发出“滋啦”一声，像烧红的铁碰到水。红包掉在地上，纸壳子开始变黑，慢慢缩成一团，最后变成了一撮灰。
门外传来一声尖叫，很刺耳，像是动物的叫声。过了一会儿，外面没声音了。我妈趴在门缝上看，说那个人不见了。
我们一家人不敢睡觉，坐在堂屋里守到天亮。初一早上，我妈又找了神婆，神婆说那个人走了，因为我没拿他的红包，他勾不走我的魂，只能再找别人。
可我心里知道，他没走。
过完年，我回县城打工，再也没走那条盘山公路。可有时候晚上加班，我总能在公司楼下的路边看见个红包，红色的纸壳子，烫金的“福”字，边角磨损。我不敢捡，也不敢看，赶紧跑回宿舍。
有一次，我跟同事说起这件事，同事说他前几天也在路边看见个红包，捡了之后，晚上就梦见个青脸的人问他要红包。后来他把红包扔了，又烧了纸钱，才没再梦见。
我这才明白，那个青脸的人，不是只找我一个。他总在路边放红包，谁捡了，谁就成了他的目标。他要的不是钱，是替身，是能跟他一起走的人。
现在，每次看见路边的红包，我都会绕着走。我知道，那个青脸的人还在找他的红包，找下一个替身。说不定哪天，你也会在路边看见个红色的红包，上面印着烫金的“福”字，那时候，你可千万别捡——因为那可能是个勾魂的红包，里面裹着的，是下一个替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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