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四月下旬，帝国的中枢在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下高效运转起来。
根据御前会议的决策，一道道密札与明旨从中书、枢密院、三司发出：
河北诸路的厢军与征调的民夫，开始以“春季演练”、“整修水利”的名义，被调动起来疏浚河道、开挖深井。这番动作，暂时以“兴工”的名义掩盖了“防灾”的紧迫。
三司使韩绛与副使（负责度支的）官员熬红了眼，反复核算着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库。原本已开始缓慢推行的京城禁军裁汰步骤，不得不明显放缓。
韩绛心痛不已，每一笔省下的军饷都是他未来改革的基石，此刻却不得不优先保障潜在的赈灾和军备支出。
发运司的官员被秘密召见，开始悄无声息地核查汴京各大粮仓的储备，并计算着从江南、淮南调粮北上的运力和损耗。
枢密院的快马持札日夜兼程奔赴陕西、河东，边军的戒备等级在无声无息中提升。
然而，所有这些举措，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
御书房内，赵顼看着三司呈报上来的、画满了红圈的度支简报，眉头锁成了川字。他放下简报，手指用力按着太阳穴。良久，他长叹一声，对侍立一旁的韩绛道：“朕如今才知，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裁军省下的银子，还未捂热，眼看就要填进去……甚至，可能还不够。”
韩绛也是面色凝重：“陛下，开源节流，非一日之功。眼下应急，臣已尽力腾挪，然若旱情持续扩大，或西夏真有异动，则……则国库必不能支。除非……”他顿了顿，没敢说下去。
赵顼知道他想说“除非加赋”，这是饮鸩止渴，他绝不会在此时采用。他摆摆手，岔开了话题，提出了另一个让他夜不能寐的问题：
“韩卿，这些举措，皆是中枢遥控。然河北地广，情势瞬息万变。若真如沈括所忧，旱情大起，流民四散，难道还要等州县奏报、汴京廷议、再下发指令吗？待到那时，恐怕灾情已如野火，难以收拾了！”
他站起身，踱步到悬挂的巨幅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河北的位置：“朕思虑再三，必须在河北设立一个临机专断的衙门！授予全权，统筹当地一切抗旱、安抚、乃至备边事宜！事急从权，可先斩后奏！”
韩绛眼中一亮，这正是他之前想提的“体量安抚使”的升级版，立刻附和：“陛下圣明！此乃应对非常之时的非常之策！有此一衙，则政令出于一门，行动迅捷如臂使指，可免上下推诿、公文往返之耗！”
“然则——”赵顼猛地转身，脸上是深深的疲惫与烦恼，“派谁去？！”
这个问题，让书房内瞬间安静下来。
“此人需满足诸多条件，”赵顼掰着手指，一条条道来，仿佛在陈述一道无解的难题，
“第一，要极通政务，熟知钱谷刑名，能实际做事，而非空谈之辈；
第二，要精通军务，至少能协调与边军、厢军的关系，以防万一；
第三，要身份足够高，资历足够深，能压得住河北各路豪强、官僚，令行禁止；
第四，要忠心耿耿，能深刻体会朕意，敢于任事，不惧承担责任；第
五，最好……还要熟知河北当地民情水利。”
每说一条，韩绛的心就沉下去一分。这几乎是要求一个全才，而且是要一个能充当：“河北东西路经略司”的全才。
“这样的人选……”韩绛苦笑，“朝中符合前四条者，已是凤毛麟角。符合第五条者，更是……或许富弼富相公可当此任，然他年老多病，岂堪如此奔波劳累？”
赵顼颓然坐回椅中：“是啊……富相公不行。
文彦博要坐镇枢密院，应对西夏。曾公亮要统筹中书政务。
韩琦相公年事已高，朕不能让他再赴险地。你呢……”他看了一眼韩绛，“三司离不开你，新政的许多方略也需你在中枢推动。”
“吕惠卿？曾布？章惇？”赵顼脑中闪过几个年轻改革派的名字，随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们锐气有余，然资望太浅，骤登高位，授予全权，必不能服众，反而可能坏事。”
“难道就无人可用了吗？！”赵顼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和愤怒。
他空有宏图大志，空有应对危机的策略，却卡在了“执行者”这一最关键环节上。这种无人可用的窘境，比干旱的威胁更让他感到无力和烦闷。
韩绛也陷入了沉默。他知道，皇帝烦恼的不仅仅是人选，更是整个官僚体系在面对突发重大危机时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缺乏能够跨领域、跨部门、拥有极大自主决断权的“超级官员”。
这场潜在的天灾，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大宋王朝繁荣表象下的脆弱与深层困境。而寻找一个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河北经略使”，成了悬在年轻皇帝心头，最沉重也最紧迫的抉择。
——“派谁去合适呢？真的烦。”这声内心的叹息，道尽了所有决策者最深切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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