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针碰在玻璃上的余响还在荡，混着花瓣落地的轻响，像谁在说：我在花开的地方等你。林砚之将老人留下的笔记本按在胸口，牛皮封面被体温焐得渐渐变软，夹在里面的野菊标本仿佛要重新舒展花瓣。展厅的保安正拖着拖把走过，水痕在地板上蜿蜒成河，恍惚间竟像母亲工作室里那台老式缝纫机的踏脚板，踩着时光的节奏往前淌。
她摸出手机时，屏幕映出自己发红的眼眶。相册里存着十年前报警时拍的照片：工作室的地板上散落着野菊，缝纫机的压脚还压着那片孔雀蓝真丝，顶针孤零零地卡在针板缝里，像只断了翅膀的蝶。那时警察说监控只拍到母亲背着帆布包走出巷口，此后再无踪迹，仿佛被秋风卷走的花瓣。
“需要帮忙吗？”穿制服的姑娘抱着文件夹过来，胸牌上写着“实习生 苏晓”。她指着展柜里的旗袍笑，“这两周总有人来拍它，说像能闻到野菊香。”
林砚之忽然注意到姑娘别在领口的胸针——银质的野菊，花瓣弧度和旗袍上绣的分毫不差。“这是……”
“外婆给的，”苏晓转了转胸针，“她说三十年前在雁荡山买的，摊主是个绣活儿极好的阿姨，说这花要对着月光看才好看。”
顶针在口袋里发烫，像有生命般硌着肋骨。林砚之翻开笔记本找那页雁荡山的记录，指尖划过“穿在身上的山水”几个字时，苏晓忽然指着其中一张老照片：“这背景是灵峰寺吧？我去年去还见过那棵老樟树。”
照片里母亲站在古树下，帆布包上别着朵野菊。林砚之放大图片，发现树干上钉着块小木牌，隐约能看见“茶”字。她想起老人说的“花开的地方”，突然抓起包往展厅外跑，顶针撞在玻璃门把手上的脆响，惊飞了檐下躲雨的麻雀。
高铁穿越隧道时，林砚之数着笔记本里的野菊标本。1988年的来自黄山，1992年的来自婺源，最后一页贴着张泛黄的车票，终点是雁荡山站，日期正是母亲失踪那天。车窗外闪过成片的野菊，金黄的花海在风中起伏，像谁铺开了未完成的绣品。
灵峰寺的老樟树比照片里粗壮了不少，树下果然有间茶寮。穿蓝布衫的老板娘看见她口袋露出的顶针，突然捂住嘴：“沈师傅的银顶针！”
青瓷茶杯落在桌上的声响，混着远处瀑布的轰鸣。老板娘从柜台下翻出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几件未完成的绣品，最上面那件的布料，和展厅里的孔雀蓝旗袍一模一样。“沈师傅说要等一个会补最后一针的人，”她指着盒底的日历，每页都用红笔圈着霜降，“她说那时野菊开得最烈，针脚里能藏住阳光。”
林砚之套上顶针的瞬间，铁盒里的绣线突然无风自动。当银针穿过最后一个针孔时，她听见二十年前母亲哼的童谣，混着顶针落在青瓷盘上的轻响，从茶寮的木窗缝里飘出去，与满山怒放的野菊共鸣。
暮色漫上山头时，她在寺后的山坡找到那座新坟。墓碑上没有名字，只刻着朵野菊，碑前摆着枚铜顶针——正是老人那枚。老板娘说，沈曼君三年前病逝于此，临终前总坐在坟前绣东西，说要给等她的人留条花香满径的路。
林砚之将银顶针放在铜顶针旁边，两枚圆环相碰的刹那，漫山遍野的野菊仿佛同时低头。她忽然明白，母亲从未离开，那些藏在针脚里的山水，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花瓣，早把归途绣成了永不褪色的牵挂。
夜风掠过茶寮的灯笼，顶针轻响混着花瓣落地的声音，像谁在说：看，我们终于在花开的地方，缝完了这漫长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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