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甲辰年）
春天，正月己亥日，武库的井里出现了两条青龙。皇帝跑去一看，脸上乐开了花。百官都准备去祝贺，尚书左仆射刘毅却上奏表说：“以前龙降临在夏朝宫廷，结果后来给周朝带来了灾祸。《易经》里讲‘潜龙勿用，因为阳气处在低下的位置’。查了以前的典章制度，并没有祝贺龙出现的礼节。”皇帝听了他的，没让百官祝贺。
当初，陈群觉得吏部没办法全面考察天下的人才，所以就让各个郡国分别设置中正官，州里设置大中正官，这些职位都由本地人担任，而且得是在朝廷做官、品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来干。让他们把人才评定等级，分为九品，如果有人言行表现好就提升品级，要是违背道义就降低品级，吏部就依据这个来任命百官。这制度实行久了，有些中正官不称职，各种弊端就越来越多。刘毅上疏说：“现在设立中正官，评定九品，他们想给人定高定低全凭自己心意，别人的荣辱都攥在他们手里，他们操持着本该属于君主的赏罚大权，抢夺了朝廷的权威。他们办公没有考核的压力，私下也不怕别人告发，心思千奇百怪，钻营的手段五花八门，廉洁谦让的风气没了，争权夺利打官司的风气倒是形成了，我真替朝廷感到羞耻！设立中正官，对国家政事有八大损害：评定品级时，跟着势力强弱走，是非判断随着家族兴衰变，同一个人，十天内可能就被评定出不同的结果，上品里没有出身寒门的，下品里没有有权有势的家族子弟，这是第一点。设置州都（大中正）这个职位，本来是要找州里大家都信服的、能主持公正舆论的人，来统一意见、平息争议的。可现在重视这个职位，却不重视选什么人担任，导致各种矛盾的言论在州里横行，大臣之间还结下仇怨，这是第二点。本来设立九品的标准，是认为人才的才德有好有坏，同类人中也有高低之分。可现在却把优劣颠倒，高低错乱，这是第三点。陛下您赏善罚恶，都是依法办事，唯独设置中正官，把一州人才评定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他们，却没有赏罚的约束，还禁止人们申诉，让他们肆意妄为，无所顾忌，那些受冤枉的人，心里的怨气越积越多，却没办法让上面知道，这是第四点。一州的士人，多的有上千人，有的流落到别的地方，有的在外地谋生，中正官连面都没见过，更别说了解他们的才能了！可不管中正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些人，都得给他们评定品级、写评语，他们从官府那里收集赞誉，又轻信流言蜚语来诋毁别人，全凭自己判断就会有不了解情况的弊端，听别人说又会有偏向一方的问题，这是第五点。选拔人才，是为了让他们治理百姓，可现在那些当官有实际政绩的人，品级可能很低，而在任上没做出成绩的人，反而能得到高品级，这就是压制有功劳有实绩的人，推崇空有虚名的人，助长了浮夸之风，荒废了对官员的考核，这是第六点。不同的官职需要不同才能的人。现在不根据他们的才能适合什么职位来评定，只搞个九品，按品级选人，可能选的不是这个人擅长的岗位，按评语选人，又会受品级限制，白白形成一堆空谈，而且评语和品级还互相妨碍，这是第七点。九品评定时，对降品的人不公布他的罪过，对升品的人也不列举他的优点，全凭个人喜好，用来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天下人怎么会不放松对德行的修养，一门心思去钻营人际关系呢，这是第八点。这么看来，中正这个职位，实际上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九品评定这事，有这八大损害。从古到今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觉得应该废除中正官，取消九品制，抛弃曹魏的这个坏制度，重新建立一套好制度。”太尉汝南王司马亮、司空卫瓘也上疏说：“曹魏是在天下大乱之后，人才四处流动，没办法详细考察，所以才设立九品制，粗略地作为当时选拔人才的权宜之计。现在天下统一，大规模的教化刚刚开始，我们认为应该废除这个过时的制度，全都实行土断（以居住地为准确定户籍等），从公卿以下，都以现在居住的地方为正式籍贯，不要再有寄居他乡的情况，也别再远归异地户籍，彻底废除中正九品制，让推举贤才都由乡里的公论来决定，这样争名逐利的风气自然就会消失，大家都会努力提升自己了。”始平王文学江夏人李重上疏，认为：“九品制废除后，应该先放开人口流动，允许人们合并居住地，这样土断就能真正实行了。”皇帝虽然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但最终还是没改。
冬天，十二月庚午日，宣布大赦天下。
闰月，当阳成侯杜预去世。
这一年，塞外匈奴的胡太阿厚率领部落两万九千三百人前来投降，皇帝把他们安置在塞内的西河地区。
撤销宁州，并入益州，设置南夷校尉来管理当地事务。
太康六年（公元285年，乙巳年）
春天，正月，尚书左仆射刘毅退休，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戊辰日，任命王浑为尚书左仆射，王浑的儿子王济为侍中。王浑手下办事的人处理事情不当，王济就依法处置。王济的堂兄王佑，一直和王济关系不好，就趁机诋毁王济，说他容不下自己的父亲，皇帝因此疏远了王济，后来王济因为犯事被免官。王济这人生活奢华，皇帝就跟侍中和峤说：“我先骂王济一顿，然后再给他官做，你觉得咋样？”和峤说：“王济这个人豪爽直率，恐怕不会屈服。”皇帝就把王济叫来，狠狠责备了他一顿，然后问：“你知道惭愧不？”王济说：“‘尺布尚可缝，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这样的民谣，我常常因为它替陛下感到羞愧。别人能让亲近的人变得疏远，我却不能让亲近的人更亲近，就这点我觉得愧对陛下。”皇帝听了，没说话。和峤是和洽的孙子。
青州、梁州、幽州、冀州发生旱灾。
秋天，八月丙戌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十二月庚子日，襄阳武侯王濬去世。
这一年，慕容删被他的部下杀了，部落众人又把慕容涉归的儿子慕容廆迎回来，拥立他为首领。慕容涉归和宇文部向来有仇，慕容廆请求朝廷允许他去讨伐宇文部，朝廷没答应。慕容廆一气之下，就进犯辽西，杀了不少人，抢了很多东西。皇帝派幽州的军队去征讨慕容廆，双方在肥如交战，慕容廆的部队被打得大败。从这以后，慕容廆每年都侵犯边境，还向东攻打扶馀，扶馀王依虑自杀；他的子弟逃到沃沮坚守。慕容廆把扶馀的国都夷为平地，驱赶着一万多人回去了。
太康七年（公元286年，丙午年）
春天，正月甲寅初一，发生日食。魏舒称病，坚决请求退位，最后以剧阳子的身份离职。魏舒做事，总是先做了再说，他退位的时候，都没人提前知道。卫瓘给魏舒写信说：“每次和您一起讨论辞官这事，天天说都没结果，真可谓‘看着就在眼前，忽然又到了身后’啊。”
夏天，慕容廆进犯辽东，原来扶馀王依虑的儿子依罗请求率领现有部众回去恢复旧国，向东夷校尉何龛求援，何龛派督护贾沈带兵送他们回去。慕容廆派他的将领孙丁率领骑兵在路上拦截，贾沈奋力作战，斩杀了孙丁，于是恢复了扶馀国。
秋天，匈奴的胡都大博以及萎莎胡各自率领部落十万多人到雍州投降。
九月戊寅日，扶风武王司马骏去世。
冬天，十一月壬子日，任命陇西王司马泰都督关中诸军事。司马泰是宣帝司马懿弟弟司马馗的儿子。
这一年，鲜卑族的拓跋悉鹿去世，他弟弟拓跋绰继位。
太康八年（公元287年，丁未年）
春天，正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太庙的大殿塌陷了，秋天，九月，开始改建太庙，参与修建的有六万人。
这一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又率领部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前来投降。
太康九年（公元288年，戊申年）
春天，正月壬申初一，发生日食。
夏天，六月庚子初一，发生日食。三十三个郡国发生大旱。
秋天，八月壬子日，流星像下雨一样坠落。
还发生了地震。
【内核解读】
太康五年至太康九年这段时期，在西晋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印记，政治、社会、民族等多方面的事件交织，反映出西晋王朝复杂的发展态势。
在政治制度层面，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愈发凸显，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刘毅上疏全面且深刻地剖析了这一制度的八大损政之道。其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一现象，将九品中正制下阶层固化的本质暴露无遗。出身寒门的人才即便有卓越的才能，也难以在仕途上获得上升的机会，而世家大族子弟仅凭高贵门第，便能轻松占据高位，享受荣华富贵。这种不公平的选拔机制，严重挫伤了寒门士子的积极性，使得社会的人才流动陷入停滞，整个社会逐渐失去活力与创新精神。同时，中正官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他们肆意操纵品评结果，依据个人的爱憎喜好来决定士人等级的高低，导致这一制度沦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一时间，官场之上钻营请托之风盛行，真正有才能和品德的人被埋没，而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攀附权贵之徒却得以平步青云。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官场的清正风气，也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信力。刘毅的建议切中时弊，然而，由于九品中正制是士族门阀维持自身特权的重要制度支撑，涉及到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因此，尽管晋武帝内心或许认同刘毅的观点，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因种种阻力而无法推行改革，只能任由这一腐朽制度继续侵蚀西晋王朝的根基。
在官员的个人作为与政治生态方面，这一时期有诸多典型事例。刘毅本人堪称西晋官场的一股清流，他一生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为矫正官场歪风邪气不遗余力。当他发现九品中正制的严重弊端后，毫不犹豫地上疏皇帝，言辞激烈地批判这一制度的危害，充分展现出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了正义不惜冒犯权贵的无畏勇气。然而，他的同僚们却大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官员在太康年间，随着国家表面上的繁荣稳定，逐渐丧失了进取之心，转而沉迷于奢侈享乐，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虚荣。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便是这一时期官场腐败、风气奢靡的生动写照。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就用糖水刷锅；石崇做了五十里的锦缎步障，王恺就做六十里的紫丝步障。他们为了攀比富贵，无所不用其极，极尽奢侈浪费之能事。而晋武帝不仅没有对这种不良风气加以制止和纠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纵容甚至参与其中，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奢靡之风的蔓延。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官员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争权夺利、奢侈享受上，无心于政务，国家的治理自然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矛盾也在悄然间不断积累。
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一方面，塞外匈奴胡太阿厚率领部落两万九千三百人来降，晋武帝将他们安置在塞内西河。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晋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包容态度，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族冲突的隐患。慕容廆与宇文部素有积怨，他请求朝廷允许其征讨宇文部，在遭到拒绝后，竟然一怒之下兴兵入侵辽西，烧杀抢掠，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晋武帝派遣幽州军前往征讨，双方在肥如展开激战，慕容廆的部众虽然遭受大败，但此后他依然每年侵扰边境，给边疆地区的安宁带来了严重威胁。此外，慕容廆还向东进攻扶馀，致使扶馀王依虑自杀，其子弟被迫逃到沃沮寻求庇护。慕容廆夷平扶馀国城，驱赶一万多人而归，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加剧了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对立情绪。这种民族关系的不稳定，对西晋王朝的边疆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也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再看自然灾害方面，太康年间，旱灾、日食、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太康六年，青、梁、幽、冀州遭遇旱灾；太康八年正月和太康九年正月、六月，分别出现日食现象；太康九年，还发生了地震。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有限，这些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旱灾导致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百姓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引发饥荒和社会动荡。日食和地震等现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往往被视为上天对人间统治者的警示，容易引发民众的恐慌情绪，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频繁的自然灾害考验着西晋王朝的应对能力和社会的承受力，而统治者在应对这些灾害时的举措和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
太康五年至太康九年这短短数年，西晋王朝在政治、社会、民族、自然等多个领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尽管表面上国家仍处于统一和相对繁荣的状态，但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已在悄然滋生和积累。九品中正制的腐朽、官场风气的奢靡、民族关系的紧张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都如同高悬在西晋王朝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给这个新生的王朝带来沉重打击。如果晋武帝及其统治集团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西晋王朝的繁荣恐怕只是昙花一现，衰落与灭亡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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