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始三年（公元267年 丁亥年）
春天，正月丁卯日，皇帝立儿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还下诏书说：“近些年每次立太子都搞大赦，现在世道将太平，得让老百姓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别老想着靠大赦走好运。那种小恩小惠的事儿，我可不干！”于是这次就没大赦。
司隶校尉上党人李憙弹劾举报以前的立进令刘友，还有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说他们都侵占官府的稻田，请求罢免山涛、司马睦等人的官职，武陔已经去世，就请求降低他的谥号等级。皇帝下诏说：“刘友欺负老百姓，还迷惑朝廷官员，得严惩他来整治那些歪风邪气。山涛他们如果不再犯，就都别追究了。李憙一心为公，按职责办事，可以说是国家的正直官员啊。光武帝都说过：‘皇亲国戚都得收手避开二鲍。’大家都得小心自己的言行，宽大赦免这种好事，可不是常有的！”司马睦是宣帝司马懿弟弟的儿子。
司马光评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就在于赏罚分明，赏罚要是不明确，还怎么治理国家！晋武帝赦免山涛却表扬李憙，这赏罚两方面都没弄对。要是李憙说的对，那山涛就不该赦免；要是李憙说的不对，那李憙就不值得表扬。表扬他让他提意见，提了意见又不采纳，下面的人心里有怨气，上面的人威望也受损，这有啥用！而且这四个人同样的罪，刘友被杀，山涛他们却没事，怕得罪权贵只处罚地位低的，这能叫治理国家吗！刚开创基业，治理国家的根本就没立起来，还想传给后代，太难了吧！
皇帝任命李憙当太子太傅，征召犍为的李密做太子洗马。李密因为祖母年纪大了，坚决推辞，皇帝答应了。李密和人交往，经常公开讨论别人的优缺点，还严厉批评，常说：“我在世上独来独往，连个影子都没个伴儿。但我不害怕，因为我对人没偏见。”
吴国搞大赦，让右丞相万彧镇守巴丘。
夏天，六月，吴国皇帝要建昭明宫，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得亲自进山监督伐木。还大肆开辟园林，堆土山、建楼观，那工艺精巧得很，花费的人力物力数以亿计。陆凯劝他，他不听。中书丞华核上奏疏说：“汉文帝那时候，天下太平，贾谊还觉得就像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自己在上面睡觉一样危险。现在强大的敌人占据九州大部分土地，人又多，一心想吞并咱们，可比汉朝时候的淮南王、济北王厉害多了。跟贾谊那时候比，现在局势是缓还是急？现在咱们仓库空虚，老百姓没工作。可北方一直在囤粮养百姓，一门心思对付咱们。再说，交趾沦陷，岭南动荡，咱们前后都有麻烦，这可是国家的危急时刻啊。要是不管这些急事，只顾着大兴土木，万一突然有战乱，只能停下盖房子去应付，驱使那些心怀不满的百姓去送死，这不是给敌人送好处嘛。”当时吴国风气奢侈，华核又上奏疏说：“现在事儿多徭役重，百姓穷还追求奢侈，各种工匠做些没用的东西，妇女们打扮得花里胡哨，互相攀比，就怕自己没有。当兵的和老百姓家也跟风，家里没多少存粮，出门却穿着绫罗绸缎，上面没个尊卑等级，下面浪费钱财精力，这样还想国家富足，怎么可能！”吴国皇帝都不听。
秋天，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的身份被免职。
九月甲申日，皇帝下诏给官员涨工资。
任命何曾为太保，义阳王司马望为太尉，荀顗为司徒。
禁止研究天文气象和谶纬这些学说。
吴国皇帝让孟仁代理丞相，亲自坐法驾去东边的明陵迎接他父亲文帝的神位，派去问候的使者一个接一个。巫师说看到文帝穿着打扮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吴国皇帝又悲又喜，在东门外迎接跪拜。把神位迎进宗庙后，七天祭祀了三次，还安排各种歌舞表演，日夜娱乐。这一年，送鲜卑的拓跋沙漠汗回他自己的国家。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 戊子年）
春天，正月丙戌日，贾充等人呈上修订好的法律条文。皇帝亲自到场听讲，让尚书郎裴楷朗读。裴楷是裴秀的堂弟。侍中卢珽、中书侍郎范阳人张华请求把新律里死罪的条款抄出来，挂在驿站给老百姓看，皇帝同意了。又下诏让河南尹杜预制定考核官员升降的办法，杜预上奏说：“以前考核官员升降，主要靠心里评判，不局限于法律条文。到了后来，做不到长远规划，只追求细枝末节，不信任自己的判断，只相信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又不信任所见所闻，只相信文书。文书越繁琐，官场就越虚假。魏国考核官员的办法，就是京房那一套，条文倒是很详细，可太苛刻琐碎，违背了考核的本质，所以历代都没法通行。还不如恢复唐尧时候的制度，抓大放小，去掉繁琐的，保留简单的，让大家容易遵守。要想把事情都弄明白，关键还得靠人。要是只靠法律，就会被条文束缚，伤害事理。不如委托那些有能力的大官，各自考核自己管辖的人，每年给人排个名次，说说优劣。这样过六年，负责人把这些汇总起来，参考大家说的，六个都优秀的就提拔，六个都差的就罢免，优秀多差的少的正常晋升，差的多优秀少的就降职。这中间评价可能不太一样，考核内容也有难有易，负责人当然得衡量轻重，稍微调整一下，也不用完全按条文来。要是有人考核时讲私情，不符合大家的评价，就交给监察部门弹劾。要是上下级都互相包庇过错，那社会风气就完了，就算有考核办法也没用。”但这事儿最后没实行。
丁亥日，皇帝在洛水北边举行耕种籍田的仪式。
戊子日，大赦天下。
二月，吴国皇帝任命左御史大夫丁固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为司空。
三月戊子日，皇太后王氏去世。皇帝守丧的制度，完全遵循古代礼仪。
夏天，四月戊戌日，睢陵元公王祥去世，他家门口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来吊唁的人。他的族孙王戎感叹说：“太保在正始年间，不算能说会道的人。但偶尔跟他聊天，发现他讲的道理深刻又高远，难道不是品德高尚，所以口才就显得不重要了吗！”
己亥日，安葬文明皇后。有关部门上奏说：“祭祀完后，就可以脱掉丧服了。”皇帝下诏说：“我接受母亲一辈子的疼爱，却不能多守几年孝，从感情上我不忍心。”有关部门坚持请求，皇帝下诏说：“我就怕不能真心尽孝，别担心我悲伤过度。以前的礼仪制度，有的质朴有的华丽，何必非得按现在的规定，让完备的丧礼缺失呢！”大臣们不停地请求，皇帝才答应。但还是一直戴着素色帽子，吃简单的饭菜，守孝三年，就像为文帝守丧一样。
秋天，七月，好多星星像下雨一样往西滑落然后陨落。
己卯日，皇帝去拜谒崇阳陵。
九月，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四个州发大水。
大司马石苞长期在淮南，威望高，对百姓也好。淮北监军王琛讨厌他，就偷偷上表说石苞和吴国人勾结。正好吴国人要来入侵，石苞就修筑堡垒、堵住河水来防守，皇帝就起了疑心。羊祜极力跟皇帝说石苞肯定不会背叛，皇帝不信，就下诏说石苞不了解敌人的形势，还筑堡垒堵水，骚扰百姓，就免了他的官职。还派义阳王司马望率领大军去征讨他。石苞征召河内人孙铄做属官，孙铄以前和汝阴王司马骏关系好，司马骏当时镇守许昌，孙铄去拜访他。司马骏知道朝廷已经派兵袭击石苞，就偷偷告诉他说：“别跟着遭殃！”孙铄出来后，赶紧跑到寿春，劝石苞解散军队，自己徒步到城外的亭子待罪，石苞听从了。皇帝听说后，疑虑消除了。石苞到朝廷，以乐陵公的身份回家。
吴国皇帝出兵东关，冬天，十月，派将领施绩进攻江夏，万彧攻打襄阳。皇帝下诏让义阳王司马望统领中军步兵、骑兵共两万人驻扎在龙陂，声援江夏和襄阳。正好荆州刺史胡烈抵抗施绩，打败了他，司马望就带兵回去了。
吴国交州刺史刘俊、大都督修则、将军顾容先后三次攻打交趾，都被交趾太守杨稷击退，郁林、九真都归附了杨稷。杨稷派将军毛炅、董元攻打合浦，在古城交战，把吴兵打得大败，杀了刘俊、修则，剩下的吴兵逃回合浦。杨稷上表请求任命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
十一月，吴国丁奉、诸葛靓出兵芍陂，攻打合肥，安东将军汝阴王司马骏打退了他们。
任命义阳王司马望为大司马，荀顗为太尉，石苞为司徒。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展现了西晋初年与东吴末期的政治生态与治理得失，其中的关键事件和人物行为，折射出封建王朝治理中的核心矛盾与历史启示：
西晋：制度探索与权力妥协的矛盾
晋武帝在立太子时拒绝大赦，试图以“明好恶”树立治理原则，体现了开国君主对制度严肃性的追求。但在李憙弹劾权贵占田事件中，他赦免山涛等宗室重臣、仅严惩小官刘友的做法，暴露了“刑赏不公”的致命缺陷。司马光尖锐指出的“避贵施贱”，正是西晋政权从一开始就埋下的隐患——依赖门阀士族的支持，却未能建立公平的法治基础，最终导致“政本不立”。这种对权贵的妥协，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伏笔。
李憙的刚直与李密的“陈情”形成对比，前者展现了理想官僚的担当，后者则体现了孝道与仕途的冲突中个体的选择空间。而杜预关于官员考核的建议，主张“去密就简”“委任达官”，反对过度依赖条文的形式主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治理的核心在于人，僵化的制度反而会滋生虚伪。
东吴：奢侈误国与忠言难入的末路
吴主孙皓大修昭明宫、沉迷享乐，面对陆凯、华核的劝谏置若罔闻，完美诠释了“亡国之君”的典型特征。华核的上疏直击要害：仓库空虚却大兴土木，百姓失业仍追求奢靡，北方强敌环伺却忽视边防，这种“舍急务而务虚功”的治理逻辑，注定了东吴的衰落。尤其“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的奢靡之风，不仅消耗国力，更瓦解了社会的务实精神。
孙皓迎其父神主时的荒诞行为（七日三祭、昼夜娱乐），与西晋武帝的守丧之举形成讽刺对比，一个沉溺于形式主义的迷信与享乐，一个至少在表面上维系着礼法的严肃性，两国国运的走向已在细节中显露。
共性启示：治理的核心在“平衡”
无论是西晋的“刑赏失衡”还是东吴的“刚愎拒谏”，都指向封建治理的核心难题：如何在权力约束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西晋因妥协权贵而失公平，东吴因拒纳忠言而失方向，最终都付出了代价。同时，李密的“公议得失”与华核的“切中时弊”，则证明了直言敢谏的可贵——当一个政权失去听取批评的能力，其衰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段历史也揭示了“创业易，守成难”的真理：西晋虽取代曹魏统一北方，但未能解决权贵特权问题；东吴虽有长江天险，却因内部腐朽而丧失抵抗力。治理的本质，从来不是形式上的制度完备，而是能否在公平、务实、纳谏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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