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丁巳年）
春天正月壬辰日，山茌县上报说出现了黄龙。高堂隆觉得：“魏国属土德，所以才会有黄龙这种祥瑞出现，应该更改历法，变换服色，让国家的政令显得更神圣，也给老百姓来点新鲜感。”皇帝听了觉得挺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到了三月，皇帝下诏更改年号，把这个月算作孟夏四月，衣服颜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的牲畜选用白色，这是按照殷历以丑月为正月的历法来的。同时，把《太和历》改名叫《景初历》。
五月己巳日，皇帝回到洛阳。
己丑日，宣布大赦天下。
六月戊申日，京都发生地震。
己亥日，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有关部门上奏，尊奉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现任皇帝为魏烈祖；这三位祖先的宗庙，千秋万代都不能毁掉。
孙盛评论说：谥号是用来表明一个人的品行，宗庙是为了留存先人的容貌。还没等帝王去世，就提前定好祖宗的名号，人还在世就给自己抬高地位，魏国这些官员在这件事上可就做得不地道了。
秋天七月丁卯日，东乡贞侯陈矫去世。
公孙渊老是在国内跟宾客说些对魏国不好听的话，皇帝就想收拾他，于是任命荆州刺史、河东人毋丘俭为幽州刺史。毋丘俭上书说：“陛下您即位以来，还没什么特别值得记载的功绩。吴、蜀两国靠着天险，一时半会儿也平定不了，不如就用这边没啥大用的兵力去搞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却反对说：“毋丘俭说的那些都是战国时期的小把戏，根本不是帝王该用的办法。吴国连年兴兵，在边境捣乱，咱们却一直按兵不动，养精蓄锐，没去征讨，就是因为老百姓已经很疲惫了。公孙渊在辽东那旮旯长大，他们家三代人在那儿掌权，对外安抚少数民族，对内操练兵马，加强射箭技术，而毋丘俭就想带着一部分军队长驱直入，早上到晚上就搞定，这想法太不靠谱了。”但皇帝不听他的，还是让毋丘俭率领各路军队，联合鲜卑、乌桓，驻扎在辽东南边，还下了诏书征召公孙渊。公孙渊一看这架势，直接起兵造反，在辽隧迎战毋丘俭。结果赶上连着下了十几天雨，辽水猛涨，毋丘俭打仗没占到便宜，只好带着军队撤回到右北平。公孙渊趁机自己封自己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还设置了各种官职，派人给鲜卑单于送去假的玉玺，封赏边境的百姓，拉拢鲜卑人来骚扰北方地区。
蜀汉的张皇后去世了。
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了大水。
魏国这边，西平的郭夫人深受皇帝宠爱，毛皇后就渐渐失宠了。有一次皇帝在后花园游玩，摆了宴席玩得特别嗨。郭夫人请求把毛皇后也叫来，皇帝不同意，还警告身边的人不许把这事说出去。结果毛皇后还是知道了，第二天就问皇帝：“昨天在北园玩得开心不？”皇帝一听，觉得肯定是身边人泄密了，一气之下杀了十几个人。庚辰日，干脆赐死了毛皇后，但还是给她加了个谥号叫悼。癸丑日，把毛皇后葬在了愍陵。还把她弟弟毛曾升职为散骑常侍。
冬天十月，皇帝采纳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南边的委粟山修建圆丘用来祭天，还下诏说：“以前汉朝刚建立的时候，接着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只能收集些残缺不全的资料，来筹备祭祀天地的仪式，四百多年来，一直没有举行过禘祭的大礼。我们曹氏家族的世系是从虞舜传下来的，现在在圆丘祭祀皇皇帝天，让始祖虞舜来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让舜的妃子伊氏来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让武帝曹操来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只，让武宣皇后卞氏来配享。”
庐江的主簿吕习偷偷派人向吴国请求派兵，说自己愿意打开城门做内应。吴王孙权派卫将军全琮率领前将军朱桓等人去接应，等他们到了，事情却败露了，吴军只好又撤回去。
诸葛恪到了丹杨，给周边四个属城的长官都发了文书，让他们各自守好自己的地盘，整顿好军队；对于那些愿意归顺的老百姓，都让他们集中居住。然后他安排将领们，把军队部署在深山险要的地方，只修筑防御工事，不跟山民正面冲突，等山民种的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就派兵去收割，一棵都不给他们留。旧的粮食吃完了，新的粮食又收不着，老百姓集中居住后，也没啥收入来源。这下山民们又饿又穷，慢慢地就出来投降了。诸葛恪又下令说：“山民只要改掉恶习，愿意归顺，都要好好安抚，把他们迁到外县去，不许怀疑他们，更不许抓他们！”臼阳县长胡伉抓到一个投降的山民叫周遗，这周遗以前是个坏蛋，因为实在没办法才暂时出来投降的，胡伉就把他绑起来送到官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了命令，就把他斩首示众。老百姓听说胡伉因为抓人被处死，知道官府只是想让他们出来归顺而已，于是老老小小都互相搀扶着出来投降，一年下来投降的人数，跟之前预计的一样。诸葛恪自己带领一万人，剩下的投降山民分给其他将领。吴王孙权很赞赏他的功劳，封诸葛恪为威北将军，都乡侯，还让他把军队驻扎到庐江的皖口。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公元237年曹魏、蜀汉、东吴三方的历史片段，既展现了权力运作的复杂逻辑，也暴露了统治阶层的决策困境，其中蕴含的历史启示值得深思：
\"天命\"包装下的权力合法性焦虑
曹魏高堂隆以\"黄龙现\"为由主张\"改正朔、易服色\"，本质是通过礼制变革强化皇权合法性。魏明帝采纳此议，将历法改为《景初历》、服色尚黄，看似是顺应\"土德\"祥瑞，实则是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以\"天命所归\"的符号化操作巩固统治。这种将自然现象政治化的手段，反映了封建王朝对\"君权神授\"的依赖——当军事与经济优势不足以彻底压倒对手时，意识形态的建构便成为争夺正统性的重要工具。
而\"三祖之庙万世不毁\"的提议更显荒诞。曹操（太祖）、曹丕（高祖）、曹叡（烈祖）中，曹叡尚在帝位却预先给自己定庙号，打破了\"祖有功、宗有德\"的传统礼制。孙盛批评其\"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直指这种急功近利的自我神化，本质是对权力传承缺乏自信的表现。皇权试图通过提前锁定\"万世不毁\"的地位巩固统治，反而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短视与虚浮。
军事决策中的理性与冒进
公孙渊割据辽东，魏明帝欲以毋丘俭讨伐，引发朝堂争议。毋丘俭主张\"以无用之士克定辽东\"，实则低估了辽东的实力与地理难度；卫臻则清醒指出：公孙渊\"相承三世，外抚戎夷，内修战射\"，且曹魏\"百姓疲劳\"，此时孤军深入必败。这场争议的核心，是\"扩张欲望\"与\"现实条件\"的冲突。
魏明帝最终拒绝谏言，导致毋丘俭兵败——大雨引发辽水暴涨，魏军后勤断绝，最终被迫撤退。公孙渊趁机自立为燕王，甚至联合鲜卑侵扰北方，使曹魏陷入被动。这一事件揭示了封建帝王决策的典型隐患：当最高统治者被\"建功立业\"的执念主导时，容易忽视客观条件与专业意见，将个人意志凌驾于现实之上。而辽东之败的连锁反应（公孙渊称帝、边疆动荡），则印证了\"冒进决策\"对国家实力的反噬。
宫廷权力与人性异化
魏明帝对郭夫人的宠信与对毛皇后的冷酷，构成了宫廷斗争的缩影。一次游园宴乐，魏明帝因毛皇后知晓详情，竟以\"左右泄密\"为由诛杀十余人，随后赐死毛皇后。这种极端行为，表面是帝王对\"隐私\"的控制欲，实则是权力绝对化后的人性扭曲——在皇权面前，夫妻情分、侍从性命皆可随意处置，凸显了封建专制对人性的吞噬。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皇后之死并非单纯因\"泄密\"，而是触及了后宫权力的敏感线：郭夫人试图取代毛皇后的地位，魏明帝的行为本质是为新宠扫清障碍。宫廷作为权力的延伸场域，情感早已被政治利益裹挟，每一次恩宠与废杀，都是权力格局调整的信号。而十余名侍从的无辜被杀，则揭示了专制体制下\"伴君如伴虎\"的残酷现实——个体生命在皇权斗争中不过是可以随意牺牲的棋子。
天灾与治理的联动困境
这一年，冀、兖、徐、豫四州遭遇大水，而曹魏同时面临辽东战事、洛阳宫室营建（此前持续进行）的压力。天灾与人为消耗的叠加，暴露了古代社会\"抗风险能力薄弱\"的共性问题：一方面，农业社会对自然环境高度依赖，大水直接导致粮食减产、流民增加；另一方面，帝王的穷兵黩武与大兴土木，进一步透支了民力，使国家应对灾害的能力下降。
陈群、高柔此前对\"力役不已\"的劝谏，在此刻得到印证——当民力被过度消耗，一旦遭遇天灾，社会稳定便面临严峻挑战。而魏明帝始终未能真正调整政策，反映了封建统治的结构性矛盾：帝王对\"功业\"的追求与百姓对\"生存\"的需求，往往难以调和，最终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整体来看，景初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三国后期各方势力的困境：曹魏在\"天命建构\"与\"现实治理\"中摇摆，在\"扩张野心\"与\"民生底线\"间失衡，最终因决策失误与权力异化埋下隐患。这些事件不仅是具体历史的记录，更揭示了封建王朝统治的普遍规律——当权力缺乏约束、决策脱离实际、民生被忽视时，即便有短暂的\"祥瑞\"与\"功业\"，也难以避免由盛转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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