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长水校尉廖立，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名声，应该能当个诸葛亮的副手，可一直担任的都是些闲散职位，心里那叫一个不痛快，整天抱怨、说坏话。后来诸葛亮把廖立贬为平民，流放到汶山。等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来，廖立哭着说：“这下我这辈子都只能在蛮夷之地生活了！”李平听说诸葛亮死了，也发病去世了。李平一直盼着诸葛亮能重新启用自己，让自己官复原职，他觉得后面接替诸葛亮的人不会这么做。
习凿齿评论说：以前管仲夺走伯氏三百户的骈邑，伯氏到死都没一句怨言，大家都觉得这很难得。诸葛亮让廖立伤心哭泣，李平抑郁而死，可不仅仅是让人没有怨言这么简单啊！水极其平静，即使是行为不正的人也会以它为准则；镜子极其明亮，即使是长相丑陋的人面对它也不会发怒。水和镜子之所以能洞察万物而不招人怨恨，是因为它们没有私心。水和镜子做到无私，都还能免遭指责，更何况品德高尚的君子怀着爱护生命的仁心，广施怜悯宽恕的德行，法律在不得不施行的时候才施行，刑罚施加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人身上，封爵不是出于私心，诛杀也不带有愤怒，这样天下还有谁会不心服口服呢！
蜀汉各地的人都请求为诸葛亮修建庙宇，蜀汉后主不同意。老百姓就只能在过节的时候，在路边偷偷祭祀。步兵校尉习隆等人上奏说：“请求在靠近诸葛亮墓地的沔阳建一座庙，这样就能禁止民间的私自祭祀。”蜀汉后主同意了。
蜀汉后主任命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授予符节，让他都督汉中；任命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揽国家事务，不久又让蒋琬兼任都护，授予符节，兼任益州刺史。当时刚刚失去了诸葛亮这位统帅，远近的人都感到危险和不安。蒋琬才能出众，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地位在众人之上，他既没有悲伤的表情，也没有高兴的神色，神态举止和平常一样，渐渐地，大家对他越来越信服。
东吴得知诸葛亮去世，担心魏国趁着蜀汉衰落攻打它，就增加了巴丘一万的守兵。一方面是想着可以救援蜀汉，另一方面也打着趁机瓜分蜀汉的主意。蜀汉得知后，也增加了永安的守军，以防意外情况。蜀汉后主派右中郎将宗预出使东吴，东吴老大问他：“东吴和蜀汉，就像一家人，可听说你们西边增加了白帝城的守军，这是为啥呢？”宗预回答说：“我觉得东边增加巴丘的守军，西边增加白帝城的守军，都是形势所需，这没什么好互相询问的。”东吴老大听了大笑，赞赏宗预坦率直言，对他的礼遇仅次于邓芝。
东吴的诸葛恪认为丹杨郡山势险峻，当地百姓大多果敢剽悍。以前虽然征过兵，但也只是得到了丹杨郡外县的普通百姓。那些地处偏远、深山老林里的人，根本没法全部抓完。诸葛恪多次主动请求去担任官职，把这些人弄出来，还说三年就能得到四万精兵。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丹杨郡地势险要，和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个郡接壤，方圆几十里内，山谷重重叠叠。那些住在深山里的百姓，从来没进过城，也没见过长官，整天拿着兵器在野外生活，到老都在山林里；还有那些逃亡的罪犯、一贯作恶的人，都逃到这儿藏起来。山里还产铜铁，他们自己就能铸造兵器。当地风俗尚武好战，崇尚力量；他们爬山越险，在荆棘丛中穿梭，就像鱼在水里游，猿猴在树上跳一样。还经常瞅准机会出来抢劫，每次派兵去征讨，找他们的藏身之处都很难。他们打起仗来一拥而上，打败了就像鸟一样四散逃窜，从古至今，就没人能管住他们。”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太难办了。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听说后，也觉得这事儿最终办不成，还叹气说：“诸葛恪要是不能让我们家族兴旺，恐怕会让我们家族遭灭顶之灾啊！”但诸葛恪还是详细地陈述了他一定能成功的理由，东吴老大就任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兼任丹杨太守，让他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冬天十一月，洛阳发生地震。
东吴的潘濬讨伐武陵蛮，经过几年征战，斩杀和俘虏了数万人。从此，武陵的各蛮族势力衰弱，当地恢复了安宁。十一月，潘濬回到武昌。
评论
这段史料以诸葛亮去世为时间节点，串联起蜀吴两国的政治变动与人心向背，字里行间尽显乱世中的权力逻辑与人性幽微，更折射出诸葛亮治国理政的深远影响。
在对廖立、李严的处置与后续反应中，我们看到了古代政治惩戒的最高境界。廖立自视甚高却怨谤不止，李严犯错遭贬仍寄望复用，两人在诸葛亮离世后的不同表现——垂泣与致死，远超普通的“无怨言”。这正如习凿齿所论，水因至平成为准则，镜因至明让丑者忘怒，诸葛亮的“无私”正是让受罚者心服的关键。他的刑罚施加于自犯之罪，爵赏不出于私心，这种“法行于不可不用，诛之而不怒”的为政之道，不仅维护了蜀汉的政治秩序，更赢得了对手的敬畏，这正是古代政治智慧的精髓所在。
蜀地为诸葛亮立庙的波折，生动诠释了“民心大于政令”的永恒真理。百姓自发在道陌私祭，最终迫使朝廷在沔阳立庙，这一过程展现了诸葛亮在蜀地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这种超越官方认证的民间信仰，源于他生前“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的施政实践，也成为蜀汉政权在失去核心领导人后维系人心的精神纽带。
诸葛亮去世后的权力交接，考验着蜀汉政权的稳定性。蒋琬在“远近危悚”之际，以“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的沉稳表现逐渐赢得众望，这不仅是个人素养的展现，更是诸葛亮识人用人眼光的印证。蒋琬的从容稳定了蜀汉政局，也延续了诸葛亮治国方略的连续性，为动荡中的蜀汉注入了强心剂。
吴蜀关系的微妙调整则揭示了盟友关系的现实逻辑。吴国增兵巴丘、蜀汉加强永安防守，看似互不信任的举动，实则是乱世中“事势宜然”的生存智慧。宗预出使吴国时的坦诚应对，既维护了蜀汉尊严，又未破坏同盟关系，展现了外交场上的分寸拿捏，也延续了诸葛亮时期吴蜀联盟的基本框架。
吴国的内部事务同样看点十足。诸葛恪力主平定丹杨山民的决策，展现了新生代将领的雄心与冒险精神。众人对丹杨地势险恶、民风彪悍的担忧，以及诸葛瑾“赤吾族也”的预警，与诸葛恪“三年可得甲士四万”的豪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激进策略与稳健担忧的冲突，预示着吴国政治风格的转变，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而潘濬讨平武陵蛮的功绩，则从侧面展示了吴国巩固内部统治的努力，与诸葛恪的冒险计划形成一稳一进的治理路径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地震这一自然现象被载入史册，在古代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下，这类灾异往往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纵观这段历史，诸葛亮虽已离世，但其政治遗产仍深刻影响着三国格局。他以无私公正构建的政治秩序、以民为本积累的民心基础、以稳健务实维系的外交关系，都在后续事件中得到验证。而蜀吴两国在新形势下的政策调整，既体现了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也反映了不同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变革。这段史料不仅记录了权力更迭的过程，更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政治真理：唯有“无私”“公正”“利民”的治理，才能在动荡时代赢得真正的人心与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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