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之歌，经济虚拟情感纯真。
——题记
第一章 南国冬雾里的陌生站台
2008年12月7日，南宁的晨雾裹着湿冷的水汽，像一块拧不干的抹布，糊在火车站的玻璃幕墙上。我拖着半旧的行李箱走出出站口时，呵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细霜——北方人总以为南国的冬天该是暖的，却忘了这里的冷是钻骨的，像浸了冰的棉絮，贴在皮肤上挥之不去。
行李箱的滚轮在大理石地面上磕出“咯噔”声，混着周遭此起彼伏的方言。有挑着竹筐的阿婆吆喝着“荔枝蜜哦”，筐里的玻璃罐反射着模糊的晨光；穿花衬衫的男人举着“住宿十元”的纸牌，牌角卷得像片枯叶；还有几个背着帆布包的年轻人，操着五湖四海的口音讨论“资本运作”，那词儿像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嘈杂的人声里漾开圈圈涟漪。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编辑老周发来的消息：“南宁的虚拟经济圈藏在巷子里，找个本地人带路，别踩空。”末尾加了个抽烟的表情包，透着股过来人的审慎。
“虚拟经济”——这四个字是出发前整个编辑部的焦点。2008年的中国，互联网刚从拨号时代挣脱出来，淘宝还在和ebay厮杀，支付宝的用户数刚破千万，而“虚拟经济”这个概念，在广西的某些角落已经发酵成了一场隐秘的狂欢。有人说那是新时代的财富密码，有人说那是裹着糖衣的骗局，老周把选题扔给我时，眼里闪着“挖到底”的狠劲：“草儿，去看看，这团火是真能燎原，还是烧完就剩灰。”
我叫草儿，笔名里带着点乡野气。老家田埂上的草，没人管也能疯长，父亲说“这样好，皮实”。此刻站在陌生的站台，倒真觉得自己像株被风刮来的草，得在这片湿漉漉的土地上先找到扎根的缝隙。
在站前广场的报刊亭买了张南宁地图，塑料封皮上印着青秀山的航拍图，郁郁葱葱的绿把整座城市裹得严实。卖报的老伯戴着竹编斗笠，见我对着地图皱眉，用带着白话腔的普通话说：“后生仔，找哪点？”
“想找……做电子商务的地方。”我斟酌着用词，怕说出“虚拟经济”会引来异样目光。
老伯忽然笑了，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哦——‘连锁销售’嘛，民族大道那边多哦。不过听讲哦，那东西像雾，看着有，抓不着的。”他用粗糙的手指在地图上点了点，指甲缝里还嵌着泥，“从这里坐6路车，到‘南湖广场’站下，转个弯，巷子里头都是。”
我谢过老伯，刚要转身，他又补了句：“后生仔，南国的雾再大，太阳出来也会散的。”说完低头用抹布擦起了积灰的可乐瓶，仿佛刚才的话只是随口一提。
6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穿过老城区。路边的骑楼刷着斑驳的黄漆，窗台上摆着三角梅，花瓣被风吹得落在积着雨水的路面上，洇出点点红痕。有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跑过，书包上印着“南宁市第三中学”，红领巾在晨雾里晃成一小团红。我忽然想起出发前母亲往我包里塞的暖宝宝，她说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阴险”，现在摸了摸口袋里的暖宝宝，果然还没拆封就已经没了温度。
到南湖广场站下车时，雾散了些。路边的榕树垂着气根，像老人的胡须，在风里轻轻晃。按照老伯的指引，我拐进一条挂着“金湖巷”路牌的巷子。巷子不宽，两侧是三四层的居民楼，墙面上刷着各式标语：“抓住机遇，共创财富”“互联网+新时代，成就千万梦想”，最扎眼的是一幅喷绘广告，上面印着几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举着写有“虚拟经济，改变命运”的牌子，背景是南宁地标“金湖广场”的摩天楼，pS的痕迹重得像孩子的涂鸦。
巷子里很安静，偶尔有穿拖鞋的居民端着搪瓷碗出来倒垃圾，见了我这张生面孔，眼神里总带着点审视。我走到一栋挂着“东盟经济信息咨询中心”牌子的楼下，牌子是铁皮做的，边角锈得发褐，门虚掩着，能听见里面传出模糊的讲课声。
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门厅里摆着张掉漆的长条桌，后面坐着个穿红毛衣的女人，三十多岁，头发烫成小卷，见我进来，立刻站起来，脸上堆起笑：“先生是来了解项目的？”
“我是记者，草儿。”我掏出记者证递过去，证上的照片还是去年拍的，头发比现在短些，“想采访一下这里的情况。”
她接过记者证，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忽然抬头喊：“李哥，有记者来采访！”
里屋的讲课声停了。几秒钟后，一个穿黑夹克的中年男人走出来，个子不高，肚子挺得像个皮球，手里捏着个保温杯，杯壁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记者同志？”他的口音带着浓重的川味，“我们这就是朋友聚聚，讨论怎么用网络赚钱，不算啥‘经济’，你别写得太玄乎。”
“就是想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我尽量让语气显得平和。
黑夹克男人犹豫了一下，侧身让开：“进来坐吧，正好今天有位从东北来的老师也在，她对这事儿的看法挺有意思。”
穿过门厅，里面是间十几平米的客厅，摆着几张塑料凳，墙上挂着块白板，上面用红笔写着“资本运作公式”：“投入3800元，发展3个下线，两年回报380万”。十几个男女坐在凳上，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见我进来，都停下了讨论，齐刷刷地看过来，眼神里有好奇，有警惕，像一群被惊扰的鸟。
“给大家介绍下，这位是草记者，想听听咱们的想法。”黑夹克男人拍了拍手，“继续说，刚才说到哪了？”
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却没人再开腔。就在这时，靠窗的位置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刚才说到‘虚拟经济能不能落地’，我觉得能落地的才叫经济，落不了地的，叫空想。”
我循声望去。那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姑娘，穿件深蓝色的羽绒服，袖口磨得发亮，头发在脑后扎成个简单的马尾，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手里捧着个印着“哈尔滨师范大学”字样的保温杯，正望着窗外，侧脸的轮廓在晨光里显得很柔和，像水墨画里淡墨勾勒的线条。
“萍儿老师又较真了。”黑夹克男人哈哈笑起来，试图打圆场，“虚拟经济嘛，重点在‘虚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价值。”
“看不见摸不着的价值？”被称作萍儿的姑娘转过身，镜片后的眼睛很亮，“我是教语文的，课本里说‘价值’是凝结在商品里的劳动，您这公式里的380万，凝结的是啥劳动？是敲键盘的劳动，还是……”她顿了顿，声音轻了些，“拉人的劳动？”
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连窗外的风声都听得见。几个年轻人的脸涨红了，有个戴眼镜的男生忍不住反驳：“老师您不懂，这是新模式，靠的是人脉资源，资源也是财富！”
“人脉是用来互相帮衬的，不是用来算计的。”萍儿把保温杯放在桌上，发出“咚”的轻响，“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他说人脉就像水渠，得往里面放水，才能浇活庄稼；要是光从里面抽水，用不了多久就干了。”
她的口音带着东北人特有的醇厚，像在讲一个浅显的道理，却让刚才还热烈讨论的人群哑了火。黑夹克男人打了个圆场：“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理，咱们今天就到这，明天再聚。”
人群渐渐散去，有人走时还不忘瞪萍儿一眼，仿佛她搅黄了一场重要的聚会。我走到她身边，刚要开口，她先笑了：“草记者，让你见笑了。我这人轴，见不得人把歪理说得那么顺。”
“你是……萍儿老师？”
“嗯，我叫王萍，大家都叫我萍儿。”她握住我的手，手心带着保温杯的温度，“从黑龙江来的，乡村小学的老师。”
“来南宁考察虚拟经济？”
萍儿的脸忽然红了，像被太阳晒过的苹果：“说来丢人，我是被我表哥骗来的。他说南宁有个‘教育创新项目’，能给我们村小拉赞助，结果来了才知道，是搞这个的。”她指了指白板上的公式，语气里带着懊恼，“我表哥陷得深，说这是‘国家暗中扶持的项目’，我劝不动他，又怕他把家里的积蓄都投进去，就只能在这耗着，想找机会拉他回头。”
窗外的雾彻底散了，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窗格的影子。萍儿低头看着自己的保温杯，手指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字样上轻轻划着，忽然说：“草记者，你说这虚拟经济，真能像他们说的那样，凭空变出财富吗？”
“财富不会凭空变出来。”我想起老周常说的话，“就像你说的，得有实在的劳动，实在的创造，不然再花哨的模式，也只是泡沫。”
萍儿抬起头，眼睛亮了些，像蒙尘的星星被擦了擦：“你也这么觉得？那你可得多写写，让更多人明白这个理。我们黑土地上的人，信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是‘一夜暴富’。”
那天上午，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聊了很久。她给我讲黑土地上的冬天，说雪下得能没过膝盖，孩子们踩着雪去上学，棉鞋里塞着稻草，呼出的白气在围巾上结霜，却还是一路笑闹着，像群快活的小麻雀；讲教室的玻璃窗冬天总是结着冰花，她就用指甲在上面画小动物，孩子们凑在窗边看，课堂上的哈欠都少了；讲她带学生们去种向日葵，春天撒下种子，夏天就长得比人高，金黄的花盘跟着太阳转，像无数张笑脸。
“我总说，孩子们得像向日葵，根扎在土里，心朝着光。”萍儿说这话时，嘴角扬着浅浅的笑，“可这里的人，好像都在追着影子跑，以为影子里藏着金子。”
中午时，黑夹克男人锁门离开，临走前看了我们两眼，没说话。萍儿收拾东西准备回住处，我问她住在哪，她说在附近的城中村租了个小单间，“离表哥近，能盯着他点”。
“我请你吃午饭吧。”我说，“算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
萍儿摆摆手：“该我请你才对，你是来做正事的。前面巷子里有家老友粉，味道正宗，我请你。”
第二章 老友粉里的黑土地故事
从“咨询中心”出来，拐进另一条更窄的巷子，就是萍儿说的老友粉店。店面只有几平米，门口支着口黑黢黢的大铁锅，老板是个胖阿姨，系着油亮的围裙，见了萍儿就喊：“小王老师，今天还加辣？”
“嗯，多加两勺酸笋。”萍儿熟门熟路地找了张靠墙的小桌，“阿姨，再来个煎蛋，要流心的。”
我坐下时，发现桌角的墙面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字：“2008.10.3 到此一游”，下面还画了个简笔画的笑脸。萍儿顺着我的目光看去，笑着说：“这店开了十几年了，来吃粉的大多是附近的打工仔，没钱，却爱在这里留记号，好像这样就不算白来南宁一趟。”
胖阿姨端来两碗粉，碗大得像小脸盆，汤面上浮着红油、酸笋和紫苏叶，热气腾腾的，带着股酸辣鲜香。萍儿把其中一碗推给我，又从包里掏出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些晒干的辣椒：“这是我从老家带来的，黑土地上晒的，比这边的辣得实在，你尝尝？”
我加了一勺辣椒，拌匀了尝了口，酸辣味瞬间在舌尖炸开，呛得我直咳嗽。萍儿递过她的保温杯：“慢点吃，喝口热水。南宁人爱吃酸笋，说‘老友粉的灵魂在酸笋’，就像我们东北人说‘酸菜的灵魂在老坛’，都是日子熬出来的味道。”
“你在南宁待多久了？”我问。
“快一个月了。”萍儿吸溜着粉，额头上渗出细汗，“刚来的时候天天想家，想孩子们，想我妈做的猪肉炖粉条。这边的菜太淡，总觉得没滋味，后来发现加两勺老家的辣椒，啥都能吃下去了。”她指了指塑料袋里的辣椒，“这是我妈给我装的，说‘出门在外，带上点家乡的味道，就不算远’。”
我忽然想起自己的行李箱里，也有母亲塞的一包花椒，说是“北方人吃南方菜，得靠这个提味”。原来无论走多远，人总要用家乡的味道给自己留个念想，像风筝的线，一头在手里，一头在千里之外的故土。
“你表哥……还没被说动？”
萍儿的筷子顿了顿，眼里的光暗了些：“他陷得太深了。刚来的时候，他拉着我去听‘课’，说这是‘国家给老百姓的机遇’，交3800块就能‘入股’，发展三个下线就能回本，两年能赚几百万。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她放下筷子，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入门费3800元，升级需交元，宣称‘出局制’，实则靠拉人头盈利……”字迹娟秀，却透着股较真的劲。
“我偷偷记的。”萍儿把笔记本合上，“他们说这是‘连锁销售’，是‘合法的虚拟经济’，可我查了字典，‘虚拟’是‘假设的、非真实的’，经济要是非真实的，那跟空中楼阁有啥区别？”
邻桌的两个年轻人听到我们的对话，其中一个转过头，操着湖南口音说：“妹子你太死脑筋了！这叫‘资本运作’，是新事物，懂不懂？我叔在这干了半年，都快回本了！”
“回本的钱是从哪来的？”萍儿反问，“是他自己创造的价值，还是别人交的入门费？”
年轻人被问住了，脸涨得通红：“反正能赚钱就行，管那么多干啥！”
“钱得来得干净，花着才踏实。”萍儿的声音不高，却很坚定，“我爸是木匠，他打了一辈子家具，每颗钉子都敲得稳稳的，他说‘赚黑心钱，夜里睡不安稳’。”
年轻人哼了一声，转过头不再说话。胖阿姨端来煎蛋，听见我们的话，叹了口气：“小王老师是实在人。这巷子里啊，像你表哥这样的人不少，都是听着‘发财梦’来的，有的卖房卖地，有的骗亲戚朋友，最后大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姨也知道这是骗局？”我问。
“看了太多了。”胖阿姨用围裙擦着手，“前两年有对小夫妻，从四川来的，把刚满月的孩子放老家，在这干了一年，钱没赚到，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走的时候，在我这吃了碗粉，男的哭着说‘对不起娃’。”她指了指墙上的简笔画，“那笑脸就是他们画的，说‘等赚了钱回来补个真的’，可再也没见过。”
萍儿的眼圈红了，她低下头，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煎蛋，蛋黄流出来，混着红油，像一滴没忍住的眼泪。“我表哥也有个三岁的娃，”她小声说，“我嫂子昨天打电话来，说娃发烧了，表哥却不让她寄钱，说‘马上就能赚大钱，不差这点’。”
吃完粉，萍儿要付钱，我抢着结了账。走出粉店时，巷子里的阳光正好，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背着书包跑过，书包上的卡通贴纸被风吹得晃。萍儿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说：“我们班的丫蛋也这么大，扎着两个小辫子，跑起来像只小企鹅。”
“丫蛋？”
“嗯，她爸妈在外地打工，跟着奶奶过。”萍儿笑了笑，“冬天穿的棉鞋总是漏风，我给她缝了好几次，她总说‘萍儿老师的针脚像小太阳’ 。每次听到这话，我心里就暖乎乎的，觉得当老师再辛苦都值了。可现在，我却被困在这，帮不了孩子们，也劝不了表哥 。”
她的声音里透着无奈与焦虑，像被乌云遮住的月亮，没了光亮。我安慰她：“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你表哥一时被迷惑，等他冷静下来，也许能听进你的话。”
“但愿吧。”萍儿深吸一口气，像是要把心里的阴霾都吐出去，“对了，草记者，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还继续采访这些人吗？”
“嗯，我想多了解些情况，把真相写出来。”我说，“这种打着‘虚拟经济’旗号的骗局，不能再让它坑更多人。”
“那我能帮上忙吗？”萍儿眼睛一亮，“我在这待了一个月，认识不少人，也知道他们的套路，说不定能给你提供些线索。”
我有些意外，没想到萍儿会主动提出帮忙。但她的眼神里满是真诚，像一汪清澈的湖水，让人没法拒绝。“那就太感谢了。”我说，“不过这可能会有麻烦，他们要是知道你帮我，会不会对你不利？”
“我不怕。”萍儿挺了挺肩膀，语气坚定，“比起被他们针对，我更怕他们继续骗人。而且，有你这个记者在，我心里踏实。”
就这样，萍儿成了我的“线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穿梭在南宁的大街小巷，拜访那些深陷“虚拟经济”泥潭的人。有从山东来的下岗工人，把半辈子积蓄投进去，就盼着能“翻身”；有本地的小商贩，关了店铺全职做“项目”，结果客源没了，钱也打了水漂；还有几个大学生，被“轻松赚大钱”的承诺吸引，差点连学费都搭进去。
每一次采访，萍儿都陪在我身边。她总能用亲切的语气打开对方的话匣子，让他们倾诉自己的遭遇。看着那些人悔恨、迷茫的眼神，我越发觉得肩上的责任沉重。
一周后，我收集到了足够的素材，准备回北京写报道。临走前，我和萍儿在南湖公园碰面。湖水在夕阳下闪着金红色的光，岸边的垂柳随风摇曳，像一幅宁静的水彩画。
“报道写出来后，我会第一时间发给你。”我对萍儿说，“希望能帮到你表哥，也帮到更多人。”
“谢谢你，草记者。”萍儿的眼睛有些红，“你让我看到，这世上还有人愿意为真相奔波。等你报道发出来，我就拿着它去找表哥，我不信他还能执迷不悟。”
分别时，萍儿从包里掏出一小袋晒干的辣椒递给我：“这是我最后一点家乡味了，你带上。以后要是想家，就吃点，能解解馋。”
我接过辣椒，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袋辣椒，不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萍儿的心意，像一颗温暖的火种，在这个异乡的冬日给我力量。
回到北京后，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日夜赶稿。老周看了初稿，拍着我的肩膀说：“写得好，这篇报道发出去，肯定能掀起波澜。”
报道刊发的那天，编辑部的电话被打爆了。读者们纷纷打来电话，表达对“虚拟经济”骗局的愤怒，也对我们的报道表示感谢。而萍儿也给我发来了消息，说她表哥看了报道后，终于醒悟过来，决定和她一起回黑龙江，重新开始。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消息，我望向窗外，阳光洒在街道上，像给城市镀上了一层金。我知道，这场关于“虚拟经济”的调查，只是新闻工作的一个缩影，但它让我坚信，只要有人追寻真相，就能让更多人在黑暗中找到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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