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建对山海关那批挖矿的兵将，压根没打算网开一面——
必须让他们在矿场挖满五年，少一天都不行。
五年后才会给他们安排去处：
要么卸甲归田分土地，要么调去草原或西域守棱堡。
至于那些当年参与过叛乱的将领，处罚更重，得服满十年矿役才算完事。
倒是白广恩的旧部，在矿场待了一年后，因为反复请求想过安稳日子，最终被分配到凤翔府当了佃农，也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第三批快应队成员的考核任务基本定了调，就是要深入南直隶、湖广和江西腹地。
具体指标虽还没细化，但核心方向十有八九绕不开“偷人”——
说白了，就是悄悄在当地搭线，吸引百姓往北方迁。
第一批快应队按计划会在乾德三年四月返程，第二届电报培训班则预计五月开课。
另一边，林有德的中南司也敲定了行程，四月底就会出发；
高智成和轩辕德忠的灭僵布道队会跟他们同行，路线已经定死：
先入四川，再转道贵州，最后抵达田州。
建工工程司会提前派技术人员去踩点，把土地测量清楚、出好设计图纸，之后才会动工修建田州新城。
这支队伍的安全根本不用瞎操心——
按他们的战斗力，南明就算调出十万精兵来拦，恐怕也得吃大亏。
他们可是照着“灭僵”的标准配的火器，火力硬得很；
况且田州本地的狼兵本就不好惹，到时候双方呼应，更是稳上加稳。
其实早在之前，朝廷的圣旨就已经送到了四川，递到了秦良玉手里。
秦良玉一看内容，自然为川贵的土司族民高兴——
有肥沃的平原土地能种粮，谁还愿意死守着山里的穷地方受苦？
朝廷已下旨，要求川贵两地的土司族群先整体迁移到田州暂居。
迁移期间，所有粮食供应都由田州狼兵负责保障，等族群全部到齐后，会专门派人来划分具体的耕作土地，从迁移安置到土地分配，所有相关事务全由中南司一手统筹，不用土司们多费心。
再看弘光政权，眼下还处在“龙潜”未稳的阶段，连核心区域的政令都推行不畅，更别提顾及偏远的土司部落了。
何腾蛟虽在湖广忙着募兵，态度却始终模棱两可——
说到底，他手里还攥着北直隶先前发的三年粮饷，没彻底搞明白如今南北对峙的局势，最后只敢先派几个心腹去陕西、河南一带打探虚实，想等摸清情况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朱有建打从一开始就没把弘光政权放在眼里，每次听奏报提起南京那边的动静，都只是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案头的琉璃镇纸。
在他看来，那群靠着江南士族撑起来的势力，连内部的粮饷分配都吵得不可开交，哪还有能力北伐？
之所以留着这个政权苟延残喘，不过是想验证自己心里的猜想——
他倒要看看，没有清军入关搅局，南明会不会还是走回党争内耗的老路；
更重要的是，他要让朝堂上那些总喊着“臣能办妥”的大臣们亲眼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处置政务的真本事，毕竟打从心底里，他就没信过这些人能妥善收拾弘光的烂摊子。
对于兵部和内阁联名上书，要重新召回陈奇瑜领兵，朱有建几乎是举双手支持。
陈奇瑜过往的战绩就摆在那儿，当年总督五省军务时，把流寇追得东躲西藏，若不是后来受制于崇祯的急令，也不会落得被贬的下场——
说到底，不过是替那位原身的急功近利背了黑锅。
这点他从《崇祯起居注》里看得明明白白，负责记录的女官是个出了名的硬脾气，半点不替皇帝护短。
就像孙传庭围剿闯贼那回，崇祯连着发了七道圣旨，催着他尽快决战，起居录里竟直接写下“帝急，出昏旨，发七令，寇出而遁！”，连带着“帝性急，不察军情，致功败垂成”的评定都写了进去。
虽说这超出了起居录只记事实不评断的常规，可字字句句都戳中要害，崇祯看了脸色铁青，却没法反驳——
毕竟圣旨是他发的，战局溃败也是事实，到最后竟没勇气让人把这段删改了去。
其实这种“敢说真话”的起居录在大明并非个例，就连当年强势如永乐皇帝，面对笔下不留情的记载也只能认栽。
《永乐实录》里就清清楚楚记着征伐北元时的一桩旧事：
“夏不允征饷，帝羞怒罪之，夏以首籍之，帝昏强征，非明君之为！”——
那会儿永乐决意北伐，找户部尚书夏元吉要粮饷，夏元吉查完国库账本，说粮草只够支撑日常用度，坚决不同意挪作军饷。
永乐又羞又怒，拍着龙案说要治他“阻扰军机”的罪，可夏元吉硬气得很，当场就顶回去：
“钱粮没有，臣项上头颅倒有一颗，陛下要便拿去！”
最后永乐还是强行从国库调走了粮饷，可起居录里直接给他定了“昏君”的调子，明明白白写着这不是明君该做的事。
这话能流传到现在，显然是永乐大帝后来也低头认了，没敢翻脸治女官的罪，更没让人把这段记录抹掉。
有意思的是，负责记录起居录的女官，从崇祯朝到乾德朝就没换过，可提到“昏君所为”，两朝的记载却差得离谱。
崇祯的“昏”全落在实打实的政务和军务上：
催孙传庭冒进是“昏旨”，乱调边军是“昏策”，光是明确被记下的“昏举”就有一百三十七次，每一条都戳在治国的要害上。
而乾德皇帝的“昏”，大多围着宫里那只狸花猫打转——
比如某天为了哄威龙欢喜，耽误了半刻钟早朝，被记成“耽于猫戏，误朝半刻”；
或是觉得御膳房给威龙的小鱼干不够精致，要求只取鱼腹鳍处，又被记成“为猫费食，靡费小许”。
至于正经的政务和军务，女官私下里跟身边人说，好几次都想在记录里给乾德安上“千古一帝”的称谓；
可她清楚自己只是起居录官，只负责记事实，没资格像史官那样下评价，最后也只能把赞叹咽回肚子里，只在字里行间悄悄藏些“政令通达”“军伍整肃”的平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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