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河岸边的“明印学堂”刚立起匾额，拉贾斯坦王公的小儿子就背着书包来了。他穿着一身汉式短褂，手里攥着两洲通宝做的入学牌，跟在汉人大先生身后，怯生生地念出第一句汉语：“人之初，性本善。”赵成站在学堂门口，看着陆续涌来的印度孩童，手里捏着林远的新指令——“以文辅商，以教固基”。
学堂里的规矩：汉字与算盘
学堂的课程很实在：上午学汉语和算术，下午学农耕和织布。大先生用泥板教孩子们写“田”“禾”“钢”等字，说：“认会这些字，才知道钢犁怎么用，麦种怎么种。”算盘课最热闹，印度孩子第一次见这“算珠神器”，拨弄着算珠算香料账，比用手指计数快十倍。
林远特意让人编了本《两洲商学蒙课》，里面用图画教怎么用两洲通宝交易、怎么换算钢器与香料的比价，甚至穿插着“英国商人短斤少两”“法国玻璃镜易碎”的小故事。孩子们边读边笑，不知不觉就记下了“大明的东西好，大明的规矩公”。
有个织锦作坊主的儿子，学了三个月算术，回家后指着账本对父亲说：“英国商人给的钱，比商盟的定价少了十五个通宝。”作坊主又惊又喜，第二天就带着五匹锦缎送到商站，说：“这学堂办得好，我儿子比账房还精明！”
医馆与信任：草药里的民心
学堂旁的“明印医馆”开业那天，挤满了来看病的印度人。汉医拿着《两洲简易医书》，教他们用青蒿治疟疾、用钢针放血治中暑，还免费发放预防霍乱的草药包。有个马拉塔土邦的老人，被疟疾折磨了半年，喝了三副草药就好了，对着医馆的匾额磕头：“这是神药，是大明来救我们了！”
林远从南洋调的草药，在印度的气候里长得格外好。赵成让人在医馆后院开辟药圃，教印度人种植青蒿、黄连，说：“学会种药，以后生病不用求人。”土邦的巫医起初抵制，见草药真能治病，也偷偷来医馆学艺，回去后改用“汉方”治病，只是把“大明草药”说成“神赐的草”。
医馆的账房用两洲通宝记账，却允许用香料、锦缎抵药费。有个农民用半袋麦种换了治牲畜的药，回去后牛病好了，秋收多打了两石粮，逢人就说：“大明的药能救牛，也能救人。”
英国的文化反扑与失败
英国东印度公司见学堂和医馆赢得人心，也学着办“英语学堂”，教印度孩子说英语、写字母，承诺“学会了能当英国商站的账房”。但他们的学堂只收贵族子弟，还逼着孩子背诵“英国是文明国”，普通农民根本不买账。
有次英国学堂的先生，嘲笑印度孩子“用算盘落后”，说“英国的算术才是真理”。结果被学堂的汉人大先生撞见，当场用算盘和英国的计算尺比赛，算香料的总价，算盘快了三倍。围观的印度人哄堂大笑，英国先生羞得满脸通红。
托马斯想砸了明印学堂，却被拉贾斯坦王公拦住：“你敢动学堂，我就断了给英国的织锦。”其他土邦也纷纷表态，说“谁动学堂，就是动我们的孩子”。英国的文化反扑，最终成了笑话。
商盟的新基石：从利益到认同
随着学堂和医馆的普及，商盟的凝聚力越来越强。十一个土邦的首领，在商盟议会上共同发誓：“共守商盟规矩，共护明印学堂，若有外侮，同仇敌忾。”他们甚至开始用“我们”称呼商盟与大明，说“我们的钢犁”“我们的医馆”。
赵成按林远的指令，组织了一场“明印技艺赛”：印度工匠用大明钢器锻打农具，汉人农官教印度人种植两洲棉，最后一起用蒸汽织机织出一面“商盟旗”——旗上绣着恒河与长江交汇的图案，周围是钢犁、麦穗、织锦的纹样。
王公们举着商盟旗宣誓时，赵成突然明白，林远要的从来不是殖民地。就像恒河的水与长江的水，看似相隔万里，却能通过商路、学堂、医馆慢慢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远谋的纵深：不只是贸易
林远在京师收到学堂的课表和医馆的药方，对石星说：“钢器能让人服，文脉能让人心归。”他让人给赵成送了批新的“教具”——简易的地球仪，上面用汉语和印地语标注着“大明”“印度”“非洲”，告诉孩子们“世界很大，大明和印度是朋友”。
当郑明在非洲把铁轨铺向印度洋时，印度的商盟已开始用两洲通宝铸造“商盟币”，上面刻着“公平”“互助”的字样。这些硬币流通到非洲，被当地商人当成“硬通货”，甚至有人说：“拿着这钱，去大明、去印度都能用。”
赵成站在明印学堂的露台上，看着孩子们用汉语和印地语混杂着唱歌，远处的蒸汽织机还在轰鸣，医馆的药圃飘来草药香。他知道，林远的“十年扎根”已见成效——南亚的红土地里，不仅长出了两洲麦，还长出了认同的芽。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账房里，托马斯正对着滞销的织锦发愁。他永远不明白，自己有坚船利炮，为什么赢不了一群教书先生和郎中。答案其实很简单：民心这东西，从来不是靠抢能得来的，得靠一天天的日子，一点点的温暖。
恒河的水流过学堂，映出孩子们的笑脸。这笑容里，藏着比钢炮更坚韧的力量——那是大明的文脉，在南亚扎下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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