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意味着认可，更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期待。
“我们是不是该去乌鲁木齐走一趟？”阿依夏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外出的长袍，手里拎着一袋整理好的资料。
“《界碑下的光》剪辑版、‘边关记忆’的策划案，还有……你爷爷留下的那本笔记。”
林砚接过袋子，指尖抚过封面斑驳的笔记本。
那是爷爷生前记录喀什老城区变迁的手稿，密密麻麻的字迹中藏着无数口述史和民间故事。
它曾是林砚大学论文的灵感来源，如今，或许将成为整个“边疆文化记忆工程”的起点。
飞机在乌市降落时，已是傍晚。
林砚拖着行李走进自治区文化厅大楼，脚步稳健，心里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这不仅是一场会议，而是一次真正的对话——关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如何共存的可能。
座谈会上，来自全疆各地的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基层干部齐聚一堂。
林砚作为最年轻的发言者，走上讲台时，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心中竟有一种奇异的归属感。
他没有用ppt，也没有念稿，而是打开随身携带的U盘，播放了《界碑下的光》片段。
画面里，艾山·巴图尔老人站在界碑旁，讲述着那些年守碑的日子；
阿曼古丽回忆起丈夫戍边时寄回来的家书；
乌拉音带着村民一起修复老屋的画面一一浮现。
“这些不是为了展示而拍摄的故事。”林砚声音温和，却掷地有声，“它们是我们身边的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挣扎、守护的痕迹。”
他接着展开“边关记忆”项目的构想：“以社区为单位，记录口述历史，让非遗技艺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来。比如老茶馆，不仅是空间，更是记忆的载体，连接了几代人的故事。”
会场静默了几秒，随后爆发出掌声。
文化厅负责人站起来，郑重宣布：“我们将喀什纳入首批试点城市，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边关记忆’项目。”
林砚松了一口气，坐下时才发现掌心全是汗。
与此同时，阿依夏手机震动，一封来自国家非遗保护中心的回信映入眼帘。
研究员高度评价了纪录片内容，并提出将“艾德莱斯绸织造技艺”纳入“边疆非遗活化计划”。
她的眼睛亮了，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我们可以做一场传统工艺沉浸展。”她说着，已经在脑海中构思起展馆的样子：古老的织机、染缸、纱线、织娘现场演示，观众可以亲手尝试编织，甚至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家。
“这不是展览，是传承。”她喃喃道。
而在村子另一边，乌拉音召集了全村大会。
他打开手机，播放《界碑下的光》片段。
镜头里，是他们熟悉的老邻居、熟悉的街道、熟悉的语言。
“这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们的事。”他说。
村民们看着屏幕，沉默良久，然后慢慢开始点头。
夜幕降临，老茶馆灯火通明。
林砚还没从乌鲁木齐回来，但阿依夏已经联系好了布展场地，并开始着手设计沉浸体验流程。
乌拉音也在筹备新的培训课程，准备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文化传承中来。
就在大家各司其职的时候，玛丽亚姆突然兴奋地冲进院子。
“我想发起一个活动！”她一边喘气一边说，“叫‘边关书信接力’，让喀什的孩子们给边境哨所写信！”
大家都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来。
“你现在不只是志愿者，还是活动策划师啦？”阿依夏打趣道。
玛丽亚姆认真地点点头：“我相信，一封信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大。”
她已经开始列名单，准备联系喀什多所学校。
第二天一早，她便开始奔走于喀什的各大中小学。
起初校方有些犹豫，担心孩子们写的内容过于稚嫩，难以表达真情实感。
但当玛丽亚姆拿出阿依夏剪辑的《界碑下的光》片段，在教室里播放时，孩子们的眼睛亮了。
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遥远的雪山上，有人日复一日守望着祖国的边界；原来在风雪中伫立的身影，也有思念和牵挂。
很快，第一批信件开始从校园寄出。
有孩子画了一幅画，描绘他心中的哨所；有孩子写下自己家乡的故事，想让远方的战士知道，他们的坚守不是孤单的。
其中有一封来自喀什市第四小学的四年级女生，她的字迹歪歪扭扭却真诚动人：
“叔叔您好，我叫热依娜。我妈妈是医生，她说您太太生病了，我想寄点药过去。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我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
这封信被特意送到阿曼古丽手中。
她站在边境哨所的屋檐下，风吹乱了她的鬓发，泪水却模糊了她的视线。
“孩子……谢谢你。”她喃喃自语，把信紧紧贴在胸口。
几天后，林砚带着一支由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社区志愿者组成的小队，重返边境。
他们随自治区文艺团来到哨所，为驻守官兵带来一场慰问演出。
当他们抵达时，发现艾山·巴图尔已经搬离了那间陪伴他几十年的木屋。
接替守碑任务的年轻人说：“老人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上个月搬去了镇上的养老院。”
林砚走进空荡荡的木屋，心中泛起一丝怅然。
墙壁上还挂着几张褪色的照片，窗外的雪山依旧巍峨。
就在整理房间时，库尔班在一个旧铁盒里翻出一本泛黄的相册。
翻开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艾山与几个战友站在界碑前，笑容灿烂。
林砚接过相册，一页页翻看。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写着简短的记录——巡逻路线、天气情况、牺牲战友的名字……
他望向窗外，远处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烁如银。
“我们要把这些故事讲下去。”他低声说。
演出当天，歌声与鼓声在雪山之间回荡。
演员们跳起了维吾尔族的传统舞蹈，哈萨克族歌手唱起了牧歌，汉族小提琴手伴奏，整个哨所都被温暖包围。
演出结束时，一位年轻的边防战士悄悄走到林砚身边，将一封信塞进他手里。
“这是我父亲写的回忆录。”他的声音很轻，“他说您可以帮他完成一个心愿。”
林砚低头看着手中的信封，纸张微微泛黄，封口处还留着些许风雪的痕迹。
他缓缓拆开信封。
“我在界碑旁守了一辈子，却没能在母亲临终前见她一面。”信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心头一震。
笔迹苍劲有力，却也透着一丝疲惫与遗憾，“我十六岁参军，从喀什一路走到帕米尔高原。那些年里，母亲的信是我唯一能抓住的牵挂。她总说‘别怕苦，咱家的孩子得顶天立地’。可等我回来时，她已经躺在了老宅门前的杏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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