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睡一会的习惯，国增原本没有，只是姥爷喜欢午睡。久而久之，这个习惯，也就传给了国增，倘若中午不睡会，下午的时候，国增定会犯瞌睡。
待到姥爷醒来，叫醒一旁的国增：“走，国增，跟姥爷去地里转转。”
“哦。”国增起身，穿上鞋子，跟着姥爷走出了屋外，朝着村北走去。
“姥爷，咱们去哪？”国增问。
“去北边看看吧。”鸣琴望了望村南，却不得不扭头，决定往村北走。
“哦。”国增应了一声，却疑惑的问道：“姥爷，咱们为什么，不去村南看看啊，不去山上转转呢？”
国增曾经，跟冯舅去地里玩时，北边很少去，北边就是开阔地，没什么好玩的。可村南边是山，这山上好玩的地可多了。以前，山上不光种着红薯，花生，以及一些果树之类的，他们可以趁机，偷吃点瓜果蔬菜。
而且这山上，还有以前打鬼子的时候，老百姓们挖的地道，那些留下来的地道，阡陌交通，纵横交错，小孩们自然喜欢在地道里，钻来钻去。
“山上？”鸣琴摇了摇头，又对着国增道：“现在山上，可没什么东西了。咱还是去地里吧，南边的山上，现在不算地了，可没人敢在上面种地了。”
山后村的村南，是座小山，山上面全是沙土，不适合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倒是从这沙土地里，种出来的红薯，花生，韭菜等农作物，却分外好吃。后来，乡公社把山上的地，全部征收了，让社员们种红薯。每年种出来的红薯，村公社都会送到县里，再由县里，往市里送，给那些上级的领导们，都尝尝这山后村的沙土里，长出来的农作物，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不一样。
上级领导对山后公社，送来的红薯很满意。这红薯，真是好吃，皮薄，肉质香甜。只是这么好吃的东西，社员们一年到头，却分不了多少。社员们种的东西，最后却落不到自己的手里，净是给上面当官的吃了，有的社员，就起了私心。
等秋天红薯刚长熟，一些社员，就趁着夜黑风高，去偷挖几块，带回家给家人吃。还有一些半大小子们，也是偷偷摸摸的去偷红薯吃，一来二去，原本送给上级领导的红薯，倒是被社员们偷的，所剩无几。
小山乡公社的领导，对山后村的社员们偷红薯，很是不满。上级领导吃不上好吃的红薯了，发了火，骂了县里的领导，县里的领导，又骂乡里的领导，所以乡领导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
社员们不光是偷红薯，甚至连红薯秧子都不放过，把红薯秧子扯断了，塞进肚子里充饥。这该怎么办？怎么杜绝这偷盗现象？总不能天天派人，在地里盯着吧？人在饥饿面前，往往会不择手段的填饱肚子。
后来，乡里有个小干部，出了个主意。咱就跟上面的领导说，这沙土地里，忽然长不出农作物了，种什么，就死什么。理由倒也简单，这小山是地质火山，可能是火山不稳定，土质发生了变化，你想想，火山底下，不知道有几千度的高温呢，种下去的红薯苗，能不烧死吗？
乡里按此给县里汇报，县里再往上汇报，一层层的，最后上级领导信了，不再追究吃红薯的事。但乡公社的领导，自然知道这事情的根本原因。为了惩罚村公社，乡公社的领导，一咬牙，一跺脚，他妈的，这山上的红薯，谁也别种了，谁也别吃了，省的再节外生枝。
乡里公社给村公社，下了命令，以后这山上，什么也不许种，谁也别侵占了这公家的地。
村公社支书，虽然觉得惋惜，但也无力反驳，。反正是大伙的地，是集体的地，就宁肯他荒着，废着，也不种半亩的农作物，总不能跟乡里唱反调吧？你种了，收不上东西来，上面会怪罪。你编个理由，说这沙土地里，长不出农作物来，领导听了还挺满意，也自然就没有人，会再找麻烦了。
就这样，原本每年还能种些花生，红薯，瓜果蔬菜的山上，由此便荒废了。
几个胆子大的社员，私下里想着，偷偷在山上种点东西，好填饱肚子。结果被乡公社的巡逻队发现了，直接五花大绑，送到了公安局。为此给定了个罪名，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公社必须割了，这资本主义的尾巴。偷着在山上种地的几个社员，被判了三年，扔进了监狱改造。
从此，再也没有哪个社员，敢在山上动心思了。
纵使鸣琴心里觉得惋惜，但上级领导的决定，他也无能为力。所以对着村南的小山，他只能望尘莫及，带着国增去村北的地里看看。村北不光有平壤的土地，社员们的打谷场，也都在北边，去北边走走，刚好一举两得。趁此看看社员们，如今地里的活干完了吗，打谷场的活干完了吗。
刚走到打谷场的边上，却看到几个社员们，正拿着做农活的家伙事儿，在偷奸耍滑的晒太阳。看见鸣琴走过来，却又立刻装模作样的干活，鸣琴也装作没看到他们偷懒，对着一个互助组的组长道：“老杨，地里的活都干完啦？”
“刘会计啊，干完了，干完了，就剩打谷场里，这点活呢。”老杨回答。
“还剩几天能干完啊？”鸣琴继续问。
“怎么着，也得个三五天吧。”老杨道。
鸣琴望了望几人，眼巴前的这点活，什么三五天，若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干，一天都不到。
“怎么就你们几个，其他社员呢？”鸣琴就问：“你们互助组，不是十户人家吗？”
“唉，甭提了。”老杨叹了口气：“这个有事，那个不舒服的，这个请假，那个腰疼的，这十户人家，才来了四户人家。”
“就是啊，刘会计，你得管管。都是挣工分的，这些活，总不能，只让我们几个干吧？”另一个人也丧着个脸，极不情愿的摆弄着家伙事。
“好了，我知道了。”鸣琴说完，满怀心思的继续往北走。
国增跟在姥爷身后，似乎也看出了什么，问道：“姥爷，社员们干活的时候，都不愿意干。到了分粮食的时候，却一个比一个积极。”
鸣琴心中一惊，小孩子，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他肯定是听其他大人说的，便问道：“你是听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啊。”国增道。
鸣琴恍然大悟，如今村里的土地所有制度，看来社员们早已对此不满。连国增都听到了风言风语，其他的闲话，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地里的庄稼，基本上都收完了，却唯独看见有一处没有收完。鸣琴走上前去，询问缘由，结果正在收麦子的两个人，却抱怨不止，归根到底，也是对这干活，记工分的制度，表示不满意。谁干多了，谁干少了，最后能落到手里的粮食，也都一样。这平均主义的思想，早已在社员的心中，根深蒂固。
土地虽然是公社的，是各个互助组的，但人的心，却都是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反正这大锅饭，不会饿死谁，也不会让谁吃饱饭。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村，就是这样，干多干少，吃多吃少，什么都是平均的，都是大伙的。
鸣琴不想再继续看了，越看，心里就越失望，越是让自己的心里，有无可奈何的挫败感。他只好又带着国增，闷闷不乐的回家。这农村土地制度，原有的平均主义制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可上面不发话，谁敢改变国之根本的制度呢？
鸣琴一脸惆怅，望着村南的那座小山，那座山并不高，可以轻松翻越。可这山后村的土地制度，社员们心里的这座山，什么时候能翻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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