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十月刚上冻，村西头的老砖窑就成了孩子们的禁地。那窑场荒废了二十年，半截烟囱像根断了的手指戳向天空，窑洞里堆满碎砖和荒草，老一辈人说，这里曾烧死过七个码砖的汉子，连骨头都没找全。
我表弟大柱偏不信邪，非要拉着我去砖窑里捡废铁卖钱。那天傍晚，天阴得像扣了口铁锅，我们踩着结霜的苞米秸子往窑场走，远处的乌鸦“呱呱”叫着，惊起几片枯黄的杨树叶。快到窑口时，大柱突然拽住我：“你听，是不是有人哼曲儿？”
寒风里飘着断断续续的小调，像是女人在哄孩子，却带着股子说不出的阴冷。我攥紧手电筒，往窑洞里照——拱形的窑顶挂着几串冰溜子，底下的砖堆上，竟晾着件红棉袄！那棉袄崭新簇新的，领口绣着朵白梅花，在灰扑扑的砖窑里格外扎眼，袖口还滴着水，在地上积成个小水洼，水洼里倒映着晃动的冰溜子，像极了吊死鬼的脚尖。
“谁家新媳妇把衣裳晾这儿了？”大柱笑着往前凑，突然蹲下身：“姐你看，这水洼里有字！”我顺着他手指看去，水面上漂着几片冻僵的草叶，竟摆成了“救我”两个字。更渗人的是，棉袄下方的砖缝里，卡着半截烧焦的红头绳，正是我今早丢在村口的那根。
窑洞里的曲声突然变了调，成了“咯吱咯吱”的摩擦声，像是有人在砖墙上钉钉子。我抬头看见窑顶的冰溜子在往下滴水，水滴砸在红棉袄上，竟发出“咚咚”的闷响，像砸在人身上。大柱刚要伸手摸棉袄，背后的砖堆突然“哗啦”塌了半面，露出个黑洞洞的窟窿，里头飘出股子焦糊味，混着烂泥的腥气。
“快跑！”我拽着大柱往窑外跑，眼角余光却看见红棉袄在无风自动，衣摆掀起的瞬间，露出半截青紫色的手腕——那是人手，却没有皮肤，白花花的骨头茬子上还挂着没烧干净的筋肉。跑到窑口时，大柱突然惨叫一声，我回头看见他的棉袄后襟被什么东西抓住了，布料“刺啦”撕开道口子，露出三道血痕，像是被烧红的铁丝划的。
我们跌跌撞撞跑回村，正撞见王大爷蹲在村口抽烟袋。他看见大柱后襟的血痕，烟袋锅“当啷”掉在地上：“你们是不是去老砖窑了？三十年前，有个新媳妇被婆家逼债，抱着刚出生的娃跳进了烧得正旺的砖窑。后来窑场停工，有人在砖缝里发现过婴儿的襁褓，布料上绣的，就是白梅花……”
当晚，我梦见红棉袄飘在砖窑里，衣摆上的白梅花慢慢变成血红色。窑洞里传来婴儿的哭声，我顺着声音找过去，看见红棉袄挂在半截砖墙上，领口处露出半张女人的脸——她的眼睛被烧没了，眼窝里淌着黑水，怀里抱着个烧得焦黑的襁褓，襁褓里伸出只小手，指甲缝里卡着半截红头绳。
“把孩子还给我……”她的声音像碎砖磨嗓子，突然朝我扑过来，我看见她背后的砖墙上，用焦黑的手指画着无数个“3”，正是砖窑停工的年份1993年。惊醒时，我发现枕头边放着那半截红头绳，绳头还滴着水，在炕席上洇出个小小的人形印子。
大柱发起了高烧，嘴里喊着“砖窑里有人晾孩子”。他娘按照王大爷的吩咐，连夜在砖窑前烧了件新做的红棉袄，又摆了个布娃娃当“替身”。烧纸时，火星子突然飘进窑洞，竟自己聚成个火苗，在窑顶映出两个人影——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晾衣绳上晃来晃去，晾衣绳正是用红头绳拧成的。
打那以后，路过砖窑的人常看见窑洞里飘着红棉袄，有时是新的，有时是焦黑的，领口的白梅花时隐时现。村里的妇女再也不敢在夜里晾衣服，生怕被“晾衣鬼”借了针线，去缝补窑里那些烧得残缺的魂灵。而我每次经过砖窑，都能听见“咯吱咯吱”的钉钉子声，像是有人在给新晾的“衣服”钉衣钩——钉的不是砖缝，而是人的骨头。
最吓人的是那年除夕，我跟着大人去上坟，路过砖窑时看见窑顶的冰溜子全化了，顺着窑口往下淌水。水迹在地上冻成冰，竟映出七个模糊的人影，每个影子怀里都抱着个襁褓，襁褓上绣着的白梅花，在月光下红得像血。王大爷说，那是被烧死的七个汉子，在窑里替新媳妇养孩子呢——养的是魂，用的是三十年未散的怨气。
如今，老砖窑的窑口被青砖封死了，可每到阴天下雨，封墙上总会渗出红水，像是有人在里头晾了无数件红棉袄，把砖都染透了。村里的小孩要是半夜听见晾衣绳“吱呀”响，大人就会说：“那是砖窑里的媳妇在给娃晒尿布呢，别怕，她晾的不是衣裳，是没走完的冤屈。”可谁都知道，那“尿布”上的水，从来都是带着血丝的，就像三十年前那场烧了三天三夜的大火，至今还在砖缝里淌着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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