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权的治理下，平州不仅在经济与技术上突飞猛进，内政方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与高效。管宁、荀彧等贤臣的辅佐，使得各郡县官吏恪尽职守，少有懈怠；邴原的监察制度则确保了官场风气清明，杜绝了大规模的贪腐与渎职。此外，蔡邕与辽东学院的合作，使得士子得以深入民间，既培养了人才，又促进了官民之间的沟通，最终形成了“政和民丰”的繁荣局面。
管宁与荀彧作为吴权倚重的谋臣，在平州内政的稳定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管宁以德行着称，崇尚教化，主张“以德服人”，在他的影响下，各级官吏皆以清廉自守，少有骄奢淫逸之举。他尤其重视基层治理，常亲自巡视各县，考察民情，使得地方官员不敢懈怠。
荀彧则长于统筹调度，他重新梳理了平州的行政架构，优化了赋税征收、徭役分配等制度，使得政令畅通，百姓负担得以减轻。此外，他还设立了定期考核制度，对政绩优异的官员予以嘉奖，对怠政者则严加训诫。在二人的合力治理下，平州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各级官吏皆能以身作则，勤勉尽责。
尽管仍有零星的贪腐行为，但由于管宁、荀彧的严格督导，这些弊案往往在萌芽阶段便被遏制，未曾酿成大祸。即便偶有官吏借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也很快被纠察，因此无人敢肆意妄为。
然而，仅仅依靠官员自律尚不足以彻底杜绝贪腐，邴原所执掌的监察机构便成为平州吏治清明的另一重保障。邴原为人刚正不阿，执法严明，他设立的监察体系覆盖各郡县，并派遣密探暗中查访官员行止，使得任何不法之举皆难逃法网。
起初，仍有少数官吏仗着家族势力或职务便利，欺压百姓、侵占田产，甚至收受贿赂。然而，邴原的监察人员迅速查实了这些案件，涉事者无论出身如何，皆被严惩。某次，一名郡守的亲属强占民田，并殴打前来理论的农夫，邴原得知后，立即下令逮捕此人，并依律处以重刑。此事传开后，各地豪强官吏皆为之震慑，再无人敢肆意妄为。
此外，邴原还推行“连坐问责制”，若某地官员犯法，其直属上司亦需承担失察之责。这一制度使得各级官员互相监督，不敢包庇，官场风气因此更加肃然。
在整肃吏治的同时，邴原还意识到，仅靠严刑峻法并不能长久维持政治清明，唯有培养德才兼备的士子，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官场风气。于是，他与蔡邕合作，推动辽东学院的学生赴各地实习游学，既锻炼了人才，又起到了监督官吏的作用。
蔡邕作为当世大儒，在辽东学院广收门徒，教授经史子集，同时注重实务能力的培养。在邴原的建议下，学院学生每逢休沐或假期，便会被派往各郡县，协助处理文书、核算赋税，甚至参与断案。这些学子年轻气盛，尚未沾染官场陋习，且大多怀有济世之志，因此在地方上既能学习政务，又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官吏的施政得失。
此外，这些学子还肩负着体察民情的任务。他们深入乡里，记录百姓疾苦，并将所见所闻整理成册，呈报给邴原的监察机构。如此一来，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皆在监督之下，稍有劣迹，便会被迅速察觉。
在管宁、荀彧的治理，邴原的监察，以及蔡邕的育才政策共同作用下，平州官场风气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官吏勤勉，少有欺压百姓之事；学子游历，使得民间冤情得以上达；农商并进，百姓生计日渐富足。
以往战乱时期的流民纷纷返乡，荒地得以开垦，市集日益繁荣。各县乡学兴起，孩童皆可诵读诗书，民风淳朴而向学。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也愈发融洽，百姓若有诉求，可直接向实习学子或监察官员反映，而官府也会迅速回应，极少有推诿拖延之事。
平州的内政之所以能够如此清明，既得益于吴权的知人善任，也离不开管宁、荀彧的德政教化，邴原的严明监察，以及蔡邕的人才培养。官吏各司其职，士子监督辅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最终形成了“政通人和，民丰物阜”的盛世景象。这一局面的形成，不仅稳固了平州的根基，更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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