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那个打水房的故事吗？理工科大学的排队队伍里，女生回头轻声说“我拧不开杯子了”，男生却一本正经地答“哦，那我先打水吧”。旁人听了都笑，说这理工男怕是没读过半本爱情小说，浑身的理性细胞里找不出一丝浪漫。但我们班的吕茵和柳薇，偏是两个例外——她们脑袋里装着电路图和微分方程，心里却揣着《收获》和《当代》，是那种能在公式里读出诗意的姑娘。
1978年的10月，秋老虎还赖在空气里不肯走，《中国青年报》却像道惊雷，把沉寂许久的校园炸出了声响。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登出来那天，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挤得水泄不通。我去晚了，只能站在后排踮脚看，余光里瞥见吕茵和柳薇并排坐着，头凑在一起，盯着报纸上的铅字，睫毛都在微微颤动。
“原来爱情是能说出口的。”散场时，柳薇轻声说，手里还捏着刚抄了半页的笔记。吕茵没说话，只是把书包里的《高等数学》往旁边挪了挪，腾出地方给刚借来的《收获》。
从那天起，她俩就成了阅览室的常客。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在她们摊开的书页上投下光斑，吕茵读路遥时会皱紧眉头，仿佛能看见黄土坡上的风沙；柳薇读汪曾祺时总在笑，说他写的“端午的鸭蛋”比食堂的窝头香十倍。自习课上，别人在演算热工公式，她俩的课本里夹着稿纸，吕茵的页边空白处写满了分行的诗句，柳薇则在物理习题旁边，偷偷画下外婆家院墙上的扁豆花。
“学这些有什么意思？”一次晚自习，吕茵把笔一搁，指着满页的微分方程叹气，“人活一辈子，记得住的不就是几句让人心里发颤的话吗？”柳薇赶紧捂住她的嘴，却在低头时，把这句话抄进了自己的笔记本。
那时的食堂总飘着股玉米面的腥气。早晚是黄澄澄的窝头，硬得能硌出牙印；中午的糊糊里浮着炒菜留下的几点油星，算是难得的“荤腥”。男生们打饭时总在骂骂咧咧，女生们则把窝头掰碎了泡在菜汤里，才能勉强咽下去。11月11日那天，宿舍里的怨气终于绷不住了。
“得让学校知道！”老陆拍着桌子，最后把目光落在吕茵身上，“你笔头好，这事你来牵头。”吕茵眼里忽然亮起光，那是读小说时才有的兴奋。她连夜召集大家，把“窝头太硬”“菜里没油”“师傅看人下菜碟”这些话一条条记下来，字迹又急又快，像是在写一篇滚烫的散文。
第二天一早，杨光抱着毛笔和墨汁来了。大白纸铺在地上，他手腕悬得笔直，“对党委的一些意见”八个字写得力透纸背。吕茵站在旁边念，声音清亮，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和杨光握笔的影子交叠在一起。周围很快围满了人，有人帮着抻纸，有人小声附和，晨露落在纸上，洇开了几个字的边角，倒添了几分锐气。
大字报一贴出去，石头楼的墙就成了新的战场。不到半天，又多出好几张，红色的标题在阳光下晃眼。吕茵站在人群里，听着身后有人念她写的句子，脸颊红得像要烧起来。柳薇拽着她的袖子，眼睛亮晶晶的：“你看，文字真能当枪使。”
那阵子，她俩写得更疯了。吕茵写家乡的河，木船划过水面时“像句没说完的诗”；柳薇写外婆的石榴树，“秋天掉在地上的果子，裂开的缝里能看见星星”。稿纸堆得比课本还高，信封上贴满邮票，寄往北京、上海的杂志社。然后就是等，等那些印着“稿件不拟采用”的信封被退回来，等偶尔夹杂在里面的退稿信——编辑的字迹大多温和，说“有灵气，但尚需打磨”。
吕茵会把退稿信夹在《收获》里，翻来覆去地看；柳薇则把稿子重抄一遍，改到纸页发皱。有次熄灯后，她们俩在被窝里打着手电，柳薇带着哭腔说：“是不是我们写得太糟了？”吕茵没说话，只听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过了会儿，她轻声说：“汪曾祺说，写作是件苦事，但苦里头有甜。”
后来毕业了，她俩都进了电力系统，成了别人口中“祖国的电力事业接班人”。吕茵去了电力职工大学，对着学生们总会讲些小说的精彩语句，引来学生们惊羡的目光。柳薇在公司的简报里，偶尔会在角落添几句小诗，描述公司愿景，引来员工们的盛赞。
前阵子刷微信，看见柳薇发了条朋友圈，附了张短文截图，字里行间全是雀跃：“没想到年轻时写的碎碎念，真的被作家写进小说里了。”下面配了张照片，是她和吕茵的合影，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站在书架前，手里捧着本翻旧了的《收获》，笑得像当年在阅览室里那样，眼里有光。
我忽然想起那个打水房的故事。或许对吕茵和柳薇来说，她们从不需要谁来拧开杯子——她们自己就能用文字，把生活里那些紧涩的时刻，拧出甜来。那团1978年秋天点燃的火，没燎原，却也没熄灭，就那么在岁月里温着，成了她们俩心里永不褪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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