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1913年京城，国子监古籍修复室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泛黄的《序能符文集》上。古籍修复师周师傅戴着放大镜，小心翼翼地用竹镊子将破损的书页展开，旁边的科研人员正操作着三维扫描仪，激光束在书页上缓缓移动，将每一个符文的纹路、纸张的纤维结构精准记录下来。“这册古籍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孤本，之前因虫蛀和水渍，不少符文都模糊了，”周师傅轻轻拂过书页，“现在用三维扫描把它数字化，就算原件受损，这些珍贵的文化信息也能永久保存。”
科研人员小李盯着电脑屏幕上生成的高清数字影像，兴奋地说：“周师傅您看，扫描精度达到了0.01毫米，连书页边缘的印章痕迹都能清晰看到。我们还会给每个数字文件添加‘时空文化标签’，标注古籍的年代、内容和历史背景，方便大家查阅学习。”这是各时空联合建立“数字化文化遗产库”的日常场景，从1913年的古籍、青铜器，到1938年的战地书信、抗战标语，再到1967年的早期科技手稿，都在通过三维扫描、VR建模等技术，转化为可永久保存的数字资源。
数字化文化遗产库上线后，立刻成为人们了解文化遗产的重要窗口。1967年的中学生小林，通过家里的电脑登录数据库，戴上VR眼镜，瞬间“走进”1913年的序能学堂——虚拟场景中，他能亲手触摸数字化的序能符文木雕，聆听AI讲解员讲述木雕的制作工艺和历史意义。“以前只能在课本上看图片，现在能‘亲身’体验文化遗产，感觉太神奇了！”小林兴奋地对父母说，“我还把数据库分享给了同学，大家都在抢着‘参观’不同时空的文物。”截至目前，数据库已收录各类文化遗产数字资源5万余件，访问量突破百万次，真正实现了“文化遗产随时随地可享”。
在加强数字化保护的同时，各时空也在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1938年的重庆，文物保护局的执法人员正带着新颁布的《战时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在老街开展巡查。条例中明确规定：“擅自拆除、损坏历史建筑者，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盗窃文物者，根据文物价值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执法人员老张拿着条例手册，向商户们耐心讲解：“这条老街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商铺建筑，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要是发现有人破坏文物，记得及时举报。”
商户王老板连忙点头：“之前总担心有人偷拆老建筑，现在有了条例，还有你们巡查，我们就放心了。我还会提醒邻居们一起保护老街，让这些老建筑一直传下去。”不久后，执法人员就查处了一起“擅自改造历史建筑”的案件——某商户为扩大经营，私自拆除了店铺的民国风格门窗，执法人员依据条例，责令其限期恢复原貌，并处罚款三百元。案件的公开处理，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到文物保护中的市民越来越多。
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保障。1913年的京城，“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训班”正火热开课，来自三个时空的学员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古籍修复、文物鉴定、传统工艺传承等知识。课堂上，1967年的文物保护专家李教授，正用高清投影仪展示古籍修复的步骤：“大家看，修复虫蛀的书页时，要先用‘序能浆糊’修补破损处，再用重物压平，这样既能保证修复效果，又能减少对古籍的损伤。”
学员小张是1938年的历史老师，之前因缺乏专业知识，面对学校里的抗战时期黑板标语不知如何保护。“现在学会了‘数字拓印’技术，既能完整记录标语信息，又不会对原件造成伤害，回去就能用在教学和保护中。”小张拿着自己的修复作业，激动地说，“以后我还要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教给学生，让更多人参与到传承中来。”培训班已累计培养专业人才300余名，他们分布在各时空的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学校等机构，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生力军”。
江浅在考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看着数字化文化遗产库里的珍贵资源，翻阅着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见到朝气蓬勃的专业人才，心中充满欣慰。在1913年的古籍修复室，她对周师傅和小李说：“数字化技术让文化遗产‘活’了起来，法律法规为文化遗产撑起了‘保护伞’，专业人才则为文化遗产传承注入了‘新动力’，三者结合，才能让我们的文化根脉永续传承。”在1938年的老街，她对执法人员和商户们说：“文化遗产是各时代的精神财富，保护好它们，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希望大家继续携手，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随着各项新举措的落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913年的序能符文工艺被列入“跨时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了更多年轻人学习传承；1938年的抗战纪念馆通过数字化技术，吸引了更多人了解抗战历史；1967年的早期科技展馆，成为青少年学习科技文化的重要基地。不同时空的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写下了生动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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