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廿四，养心殿的穿堂风掀起《农政全书》的泛黄纸页，纪晓岚的烟袋锅子“当啷”磕在青玉案上，惊得殿角的铜鹤香炉飘出几缕冷灰。“皇上，这番薯可救直隶流民！”他的镜片上蒙着雾，手指戳着书中“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自吕宋引种”的记载，“徐玄扈先生说，亩产可达三担，是粟麦的两倍有余。”
嘉庆帝盯着书中插图里扭曲的块状根，前世在历史课本里见过“康乾时期番薯推广”的配图，此刻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不起眼的作物，将是破解北方粮荒的关键。“纪爱卿，”他敲了敲案头的《直隶民生热力图》，红色的缺粮区正在扩大，“数据房算过，若直隶六成旱地改种番薯，可多养三十万人。”
陈阿福抱着算盘冲进殿时，袖口还沾着冶铁坊的火星。他在殿中央的青砖上摆开算珠：“上田亩产三担，中田两担五，下田两担——”算盘打得山响，“按每亩用种二十斤算，直隶需种薯一百万斤，可从福建调运，走海运比陆运省银三成。”
李煌适时呈上《番薯推广成本表》，蓝色线条标着“育苗期”“灌溉量”“虫害率”：“福建已有‘陈振龙后人’掌握窖藏法，数据房已派算学吏去学，保证薯种过冬不腐。”他指向图上的“畿辅水利图”，“顺天府的旱地正好试种，算学吏可现场教农民分藤扦插。”
嘉庆帝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高产作物传播史”，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农政全书》上的“番薯十三胜”：“传旨，”他提笔在《治世镜鉴》首卷写下“劝种番薯”四字，“直隶每县设‘薯作学堂’，陈师傅编《番薯种植算盘歌》，用口诀教农民——算盘打得响，番薯长得壮。”
三日后，顺天府的试验田里，老农民王老汉戳着刚埋下的薯藤直撇嘴：“红苕能当饭？俺们祖祖辈辈种粟麦！”陈阿福蹲在田埂上，用算盘演示：“大爷您看，种粟麦每亩收一石，买种子要三钱；种番薯收三担，种子只要一钱五——”算珠蹦跳间，“年余粮”从五斗涨到两石，“多出的粮，能换布换盐，还能送娃去读算学馆。”
王老汉的儿子摸着薯藤上的绒毛，忽然想起去年闹蝗灾时，全家靠观音土充饥的惨状。“真能扛旱？”他盯着陈阿福袖口的“匠人甲等”徽记，那是在冶铁坊见过的荣誉。“上个月没下雨，粟苗都蔫了，”陈阿福指向远处的抗旱藤，“番薯藤插活后，二十天不用浇水，比粟麦省一半水。”
数据房的吏员们背着算盘挨家挨户核田，《土壤肥力分类表》上的黄色区域（适宜番薯种植）被用朱砂圈出。当第一车福建薯种运抵顺天府，李煌发现每筐都盖着“数据房监造”的火漆印，旁边附着手写的算盘口诀：“深翻五寸土，藤节埋三分，算盘打得精，红苕堆成山。”
七月流火，试验田的薯藤已爬满田垄。嘉庆帝微服到此，看见王老汉的孙子正用小算盘数着薯块：“爷爷，这窝有五个！”老农民蹲在田边，用算盘核计着：“按陈师傅的算法，这亩地能收三百斤，够全家吃半年。”他忽然抬头，望着皇帝腰间的算珠挂件，“您也是算学馆的先生吧？这红苕，真比算盘算得还准。”
嘉庆帝轻笑，摸出袖中《番薯窖藏图》——这是根据后世经验绘制的，“霜降前收薯，窖深一丈，垫干沙三寸”。他知道，真正让农民信服的不是圣旨，是算盘算出的实利。当王老汉捧着刚挖的番薯回家，灶间飘出的甜香，比任何政令都更有说服力。
八月中秋，数据房的《番薯试种年报》摆在案头：“顺天府试种五百亩，成活率九成二，亩产均值两担七。”嘉庆帝望着图上逐渐变淡的红色缺粮区，忽然对纪晓岚说：“当年徐玄扈公推广番薯，靠的是实地试种；如今朕推广番薯，靠的是算盘做账——都是让百姓碗里有粮的道。”
这一晚，陈阿福在匠人学堂编《番薯种植算盘歌》，算珠与民谣在烛光下交织：“一上一，二上二，番薯藤儿插湿地；一下五去四，一退十还九，窖藏红苕过隆冬……”窗外，顺天府的农民正借着月光翻整土地，准备种下第二季薯藤，他们腰间的小算盘，在星光下微微发亮。
番薯的藤蔓在直隶的土地上蔓延，像一张绿色的算盘，将贫瘠的旱地算成了粮仓。嘉庆帝知道，这场无声的革命，比任何一场战役都更重要——当算盘不仅能算钱粮，还能算土地、算收成、算百姓的生计，数据治世的根基，才算真正扎进了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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