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破了李儒那恶毒的“迁都三策”后，巨大的震惊和愤怒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沉重的紧迫感。
我知道，留给洛阳的时间不多了。
以董卓和李儒的行事效率，一旦下定决心，必然会雷厉风行地推行他们的计划。
我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尝试进行干扰，哪怕只是螳臂当车，也要为这座城市、为城中的百姓，争取一线生机。
然而，如何干扰？
直接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向朝臣进言？人微言轻，只会被视为疯子，甚至可能直接引来杀身之祸。
我深知，以我目前的身份和力量，只能采取最迂回、最隐蔽的方式，进行一场无声的、围绕着信息和经济的暗战。
我的第一个战场，就在尚书台度支曹。
这里是我唯一能直接接触到官方运作的环节。
虽然我无法阻止那些向西转运物资的命令，但我或许可以在执行层面，制造一些微小的“障碍”。
“拖延”与“错误”：
在核对那些与西迁物资相关的账目时，我会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制造一些需要反复核对、澄清的“小错误”。
比如，某个批次的布帛数量记录不清，需要与仓库方面再次确认；
某项运输损耗的计算方式存疑，需要向上级请示……这些看似正常的官僚低效，或许能将某些关键物资的转运时间，拖延那么一两天。虽然效果微乎其微，但聊胜于无。
“泄露”假信息：
我也开始尝试更大胆的举动。在整理某些关于关中地区（长安、郿坞）的粮草储备或财政收入的旧档案时，我会“不经意”地在抄录副本中，留下一些指向“储备不足”、“收入锐减”的、与实际情况略有出入（但又不能错得太离谱）的“笔误”。
我希望这些经过层层上报的、看似真实可靠的“数据”，能够传递到李儒或董卓的案头，让他们对关中的承载能力产生一丝疑虑，从而在搜刮洛阳或者焚毁洛阳时，能稍微“手下留情”一些，多带走一些笨重物资，少一些玉石俱焚的想法。（这个操作风险极高，我必须做得天衣无缝，确保不会被追查到源头。）
我的第二个战场，则是洛阳城的街头巷尾，依靠的是玄镜台的力量。
石秀和他初步发展的几个外围成员，成为了我散布信息的最佳渠道。
散布“恐慌”流言：
我指示石秀，通过茶馆酒肆、市井闲谈等方式，有选择地、不露痕迹地散布一些关于董卓真实意图的流言：
“听说了吗？董太师要把洛阳城的好东西都搬到长安去，搬不走的……嘿嘿，一把火烧了！”
“迁都之后，长安那边的赋税更重！听说还要按人头收‘安家费’呢！”
“小心家里的铜器铁器！听说凉州兵最近在挨家挨户地搜，说是要熔了铸钱，其实就是抢劫！”
这些流言真假掺半，但都切中了百姓最关心、最恐惧的点。
我的目的，并非煽动暴乱（那只会加速董卓的镇压和焚城），而是制造恐慌，促使百姓自发地转移或隐藏财产，提前逃离。
能跑掉一个是一个，能藏起一点是一点，总好过坐以待毙，最终人财两空。
制造“内部矛盾”流言：
我还授意散布一些关于董卓集团内部矛盾的流言。
比如，“听说李傕将军和郭汜将军为了抢一批珠宝闹翻了！”
“并州军（吕布部）的兄弟抱怨粮饷被克扣，都快哗变了！”等等。
这些流言未必是真的，但可能会加剧董卓集团内部本就存在的猜忌和裂痕，干扰他们的行动效率，甚至引发一些小的内斗。
这场无声的暗战，自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李儒绝非等闲之辈。
他手下必然也有精干的情报人员。我制造的那些“小错误”和“假信息”，未必能完全瞒过他的眼睛。
市面上突然流传的各种不利于董卓的流言，也必然会引起他的警惕。
我能感觉到，尚书台内部的审查似乎变得更加严格了。
度支曹的一些文书调阅权限，也开始受到限制。
石秀也传递回来消息，说最近街面上多了很多便衣的探子，四处打探消息，抓捕“妖言惑众”者。
我们仿佛在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赛跑。我在尚书台小心翼翼地埋下绊脚石，石秀则在市井中悄悄地点燃警惕的火苗。
而李儒，则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蜘蛛，随时可能发现我们的蛛丝马迹，并予以致命一击。
我知道，这些初步的应对和干扰，效果必然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董卓和李儒的计划。
但至少，我没有坐以待毙。
我在用我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抵抗。
也许，这些微小的努力，能在最终的浩劫来临时，为这座城市，为城中的百姓，多保留一丝元气？
也许，这些看似徒劳的干扰，能为我赢得一点点时间，去寻找更有效的破局之法？
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下去。这场经济暗战，才刚刚打响。
而我，一个深谙数字力量的小吏，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尽我所能，与那即将吞噬一切的黑暗，周旋到底。
同时，我也在积极地搜集着能够印证“迁都三策”的更直接的证据。
因为我知道，仅凭这些小动作是不够的。我需要更有力的武器，去说服那个唯一可能扭转乾坤的人——司徒王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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