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书台度支曹崭露头角，获得主事赏识的同时，我也并未放弃太学旁听生的身份。
这里不仅能接触到浩如烟海的典籍，更是洛阳城中清流士人汇聚、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
我深知，若想真正融入这个时代的权力核心圈（或者至少了解他们），仅仅精通算术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经学、名理等方面有所建树，或者至少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见解。
恰逢丁允先生于府中举办一场小型的文人雅集，邀请了几位在京的名士大儒，以及一些才华出众的太学生。
承蒙丁先生不弃，我也忝列其中。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可以近距离观察和学习，甚至……伺机展现自己的机会。
雅集设在丁府后花园的水榭之中，环境清幽，陈设雅致。与会者皆是当世名流，或白发苍苍的硕儒，或风度翩翩的中年名士，亦有几位锋芒毕露的青年才俊。他们围坐在一起，烹茶论道，谈经说玄，气氛虽然因时局而略显沉重，但那份属于文人的风雅与傲骨，却依旧清晰可见。
忽然，一阵轻柔的脚步声传来，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院门。
只见一位女子袅袅婷婷地走进来，她面容绝美，气质如兰。
“貂蝉？”我看到她，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正欲上前打招呼，却听到旁人低声议论：“此女乃王允大人的义女，貂蝉姑娘，才貌双全，今日有幸得见。”
我闻言，犹如醍醐灌顶，原来她有着这般尊贵的身份！
貂蝉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走到庭院中央。她身姿婀娜，眼神清冷，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试图从她的眼神中找到一丝熟悉的痕迹，可貂蝉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便将目光移开。
我知她因身份所限，无法与我相认，只能以清冷的姿态示人。
短暂的失神很快过去，我将注意力放到集会上，毕竟这是难得的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快步走向属于我的坐位，作为一个身份最低微的旁听生，自然是坐在最末席，只是恭敬地倾听，不敢随意插言。
他们讨论的话题，从《春秋》的微言大义，到《道德经》的玄妙哲理，再到汉家礼仪的源流考证，无不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让我受益匪浅。
渐渐地，话题转到了《尚书·禹贡》一篇。
一位老儒正在讲解九州的地理划分和贡赋制度，引述着汉代经学大师们的注疏，阐述着其中蕴含的王道思想和地理观念。
众人皆点头称是，气氛一派祥和。然而，在仔细聆听并结合我脑中那点可怜的地理知识和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进行思考后，一个疑问却悄然在我心中升起。
按照老儒所引述的传统注疏，《禹贡》中记载的某些偏远地区的贡赋数量和种类，似乎与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
比如，某个极西之地，需要向数千里之外的京畿缴纳大量的、不易运输的丝帛或漆器，这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成本之高昂、损耗之巨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犹豫了片刻。我知道，质疑经学大师的注疏，尤其是在这种场合，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很容易被视为狂悖无知，甚至引来群起而攻之。
但……我心中那份对逻辑和事实的追求，以及一丝想要展现自己独特思维的冲动，最终还是战胜了胆怯。
在老儒讲解告一段落，众人品茶沉吟的间隙，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晚生斗胆，请教老先生一事。”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到了我这个不起眼的末席年轻人身上，带着惊讶和审视。老儒也微微抬眼，示意我说下去。
“方才听老先生讲解《禹贡》贡赋制度，晚生深为叹服。”
我先是恭维了一句，然后话锋一转，“然晚生心中有一疑虑，不知当讲不当讲。《禹贡》所载，如梁州之贡‘厥贡漆丝’，雍州之贡‘厥贡惟球琳琅玕’，此二州距京畿路途遥远，山川阻隔。
若按注疏所言，每年需输送如此数量之丝帛、美玉，其运输之艰难，耗费之巨大，损耗之惊人，恐非当时人力物力所能承担。
晚生愚钝，窃以为，其中或有晚辈未能理解之处，恳请老先生解惑。”
我的问题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微微一凝。
一些人皱起了眉头，显然觉得我这个问题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是在挑战权威。
那位老儒也捋着胡须，沉吟不语，似乎在思考如何回应我这个略显刁钻的问题。
就在这时，我没有等他回答，而是继续说道：“晚生不才，曾粗略涉猎算术，尝试对此进行过一些推演。”
说着，我取过身旁书童（石秀今日也扮作书童随我前来）准备好的沙盘和几颗石子，
“以梁州为例，假设其年贡丝帛百匹，距离洛阳按直线估算约三千里（实际道路更远）。若用当时最常见的牛车运输，考虑道路、天气、人吃马嚼、以及必然存在的损耗（如一成），则每匹丝帛运抵京师的成本，恐怕已远超其本身价值。若以人力背负，则更无可能。除非……”
我一边说，一边在沙盘上用石子简单地演示着距离、数量和损耗的关系，运用基础的运筹学思想进行估算（虽然我只能用最简单的加减乘除来表达）。
“除非，这‘贡’并非指实物全额上缴京师，而是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或是经过折算的税赋形式？
比如，地方将贡物变卖，或折合成更易运输的铜钱、粮食上缴？
或者，这‘贡’主要用于满足当地驻军或官员的需求，只需象征性地上缴一小部分至中央？
再或者，《禹贡》所载，并非严格的年度定额，而更像是一种理想化的、代表地方物产丰饶的描述？”
我的这番“以算学解经”的言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在场的名士大儒们，无不目瞪口呆！他们从未想过，神圣的儒家经典，竟然可以用如此“俗气”的、充满铜臭味的算术方法来进行解读和质疑！
“这……这简直是荒谬！”立刻有位脾气急躁的名士拍案而起，“《禹贡》乃圣人之言，岂能用你这商贾小吏的算盘珠子来衡量！”
“然也！此乃以术乱经！歪理邪说！”另一位老先生也吹胡子瞪眼地附和。
场面一度有些混乱。
但我并没有慌乱。
我平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质疑声稍歇，然后不卑不亢地说道：
“诸位先生息怒。晚生绝无亵渎经典之意。只是以为，圣人作经，固然蕴含微言大义，但也必然观照现实。
若经典记载与常理、与事理逻辑相悖之处过甚，晚辈以为，探究其原因，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更能彰显经典的博大精深，而非固守旧说，以致疑窦丛生。”
我的话语虽然依旧大胆，但态度谦恭，逻辑清晰。而且，我提出的关于运输成本和损耗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丁允先生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那位最初被我请教的老儒，此刻也陷入了沉思，似乎被我的话触动了什么。
最终，还是丁允先生出来打了个圆场：“呵呵，陆小友此论，虽不合常规，却也颇有新意，引人深思。算学虽为‘小道’，然世间万物运行，自有其数理规律。以数理印证经义，未必就全是歪理。此事可容后再议，今日清谈，不妨继续……”
丁先生的话语，算是为这场小小的风波定了性。虽然依旧有人对我怒目而视，但大多数人还是恢复了平静。
然而，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陆昭的名字，以及我那“以算学解经”的“奇谈怪论”，已经在洛阳的士人圈子里，彻底传开了。
有人视我为狂悖之徒，有人觉得我哗众取宠，但也有少数心思开阔之人（比如丁允先生，或许还有那位一直沉默不语、但眼神深邃的司徒王允——如果他也在场的话），可能会因此对我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我的锋芒，已经初露。
虽然这可能带来风险，但也意味着，我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名字，送入了某些关键人物的耳中。
接下来，就看那位身居高位的司徒大人，会如何看待我这个“案牍间的奇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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