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5日凌晨2点17分，深圳河芦苇荡。
香港飞虎队狙击手阿杰的夜视镜里，六个瘦小的身影正扛着麻袋蹚过齐腰深的河水。红外热成像显示，这些“走私犯”的体温异常偏高——典型的缅甸童子军特征，长期服用兴奋剂后新陈代谢紊乱的体征。
“确认目标，右耳有扬帆集团条形码纹身。”阿杰的粤语通过加密频道传入队友耳麦。他扣在扳机上的食指微微发颤，三天前在罗湖口岸牺牲的队友阿伟，尸体被发现时右耳同样被烙上了条形码，像对待牲畜一样标记。
河对岸突然爆出一团火光，童子军们惊慌四散。阿杰的狙击镜锁定一个奔跑的男孩，十字准星落在对方后心——那里鼓鼓囊囊的麻袋缝隙中，隐约露出索尼walkman的金属反光。
“开火！”
六声消音狙击枪响几乎同时炸裂。子弹穿透肉体的闷响中，阿杰突然瞪大双眼——最先倒下的男孩麻袋破裂，散落的根本不是电子产品，而是染血的儿童玩具——塑料冲锋枪、变形金刚、还有印着“希望小学”字样的作业本。
“是陷阱！”
芦苇丛深处骤然亮起数十盏强光灯，央视记者白岩松的摄像机红点正在闪烁。飞虎队员们的面罩被照得惨白，他们脚下躺着六具平民尸体——深圳福利院的孤儿院院长带着孩子们夜游捉萤火虫，此刻院长胸口的红十字徽章正在血泊中反光。
同一时刻，罗湖海关监控室。
谢一扬用钢笔轻敲着实时监控屏，画面里飞虎队员正慌乱地翻检尸体。他身后站着穿缅甸军服的吴奈温副官，对方递来的照片上，二十名童子军正在密林训练营擦拭AK-47——这些孩子右耳清一色烙着扬帆集团的物流编码。
“bbc和cNN的直播车已经到现场了。”张铁柱的独眼在烟雾中眯起，“港督府刚来电话质问，说飞虎队行动前明明收到线报……”
“线报？”谢一扬突然轻笑，拉开抽屉取出一盒录音带。按下播放键后，港督府保安局局长李君夏的声音清晰传出：“……务必在跨境执法中击毙扬帆集团核心成员……”——这是三天前谢一扬派人伪装成廉政公卧底送去的假情报。
窗外传来直升机轰鸣，谢一扬掀开窗帘一角。深圳河上空，香港飞行服务队的救援直升机正与内地武警的武直-10对峙，探照灯在国境线上划出惨白的分界线。
“让童子军第二梯队过境。”谢一扬将童子军照片扔进粉碎机，“记得给他们换上白血病患儿的病号服。”
凌晨3点40分，香港《明报》印刷厂。
总编辑董桥盯着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浑身发抖——画面里飞虎队员正从孩子尸体上扒下“走私货”，而那些所谓的walkman拆开后全是心脏起搏器，外壳印着“深圳儿童医院捐赠”字样。
印刷机突然停止运转，工人惊恐地指向突然闯入的黑衣人。张铁柱将一沓文件拍在油墨未干的头版校样上，文件显示这批医疗设备采购自扬帆集团旗下慈善基金会，海关申报单盖着港府卫生署的加急审批章。
“董先生，”张铁柱的军刺挑开文件最后一页，“您女儿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奖学金……”刀尖轻轻划过某行小字——“资助方：扬帆国际教育基金”。
当天的《明报》头版标题变成：《跨境执法悲剧！飞虎队误杀六名重病患儿》。配图是谢一扬在孤儿院慰问的侧影，他抚摸孩子头顶的手势温柔如慈父。
上午9点整，港督府新闻发布会。
英国驻港司令克莱门特中将的拳头砸在讲台上：“飞虎队行动基于确凿证据！”他身后的投影仪却突然跳转画面——六名童子军正对着镜头哭诉，他们手腕上的针孔和溃烂的皮肤特写，与谢一扬提供的“缅甸地下血汗工厂”资料完美吻合。
记者席间的白岩松突然举手：“请问飞虎队是否知晓，这些孩子是被犯罪集团胁迫的艾滋病患儿？”他的麦克风分明连接着央视直播车，画面同步传回北京外交部记者会现场。
克莱门特额角渗出冷汗。他当然认得出那些“患儿”手臂的溃烂痕迹——那是缅甸童子军长期注射毒品的典型症状，但此刻任何辩解都会坐实“殖民者虐杀病童”的罪名。
“香港警方将暂停所有跨境执法……”港督的声音通过国际卫星信号传遍全球，镜头扫过谢一扬安排在观众席的“患儿家属”——他们举着的遗照其实是缅甸童工营的档案照，此刻正被bbc解说为“人道主义灾难的受害者”。
午夜11点30分，扬帆大厦顶层。
谢一扬翻看着全球媒体报道：cNN将事件与“鸦片战争”类比，《泰晤士报》头版是维多利亚港降半旗的照片。他拨通卫星电话，缅甸丛林里的童子军训练营正被熊熊烈火吞噬——这些活证据必须在国际观察团抵达前消失。
“老板，周明远刚传回外交部内部文件。”张铁柱递来加密传真，“中英联合声明修正案新增了司法条款，港府再敢跨境执法就是破坏‘一国两制’。”
窗外，深圳河上的探照灯已经熄灭。谢一扬在黑色笔记本写下：“1991年3月5日，罗湖通道全面肃清。”笔尖顿了顿，又补上一行小字：“童子军残部转移至三峡库区，伪装成移民子弟。”
月光透过云层照在河面上，六具玩具冲锋枪正随波沉浮，塑料枪管上的反光像未冷却的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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