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0日，北京中关村
夜色如墨，闷热的空气里裹挟着电子元件和劣质香烟的混合气味。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霓虹灯在雨后的水洼里扭曲成斑斓的色块，几家挂着“电脑维修”“进口配件”招牌的店铺已经拉下了卷帘门，唯独街角那家“联想技术服务部”还亮着惨白的日光灯。
我站在马路对面，指尖夹着半截燃到尽头的红塔山，烟灰被夜风吹散，落在积水的柏油路上，发出“嗤”的一声轻响。
“小谢老板，就是这儿？”张铁柱低声问，缺了半截的小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军刺。
我眯了眯眼，目光穿透玻璃门，落在柜台后那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身上——柳传志，联想汉卡的缔造者，未来中国pc产业的教父。
此刻的他，还只是个在中关村倒腾电脑配件的“个体户”。
“汉卡”的敲门砖
推开玻璃门，门框上的铜铃“叮当”一响。
柳传志抬头，镜片后的目光警惕而精明。他手里正拆解着一块电路板，桌上散落着焊锡丝和松香，角落里堆着几台贴着“苏联进口”标签的显示器。
“老板，买电脑？”他语气平淡，眼神却在我和张铁柱身上迅速扫了一遍，最终停在我手腕上的劳力士——那是上周从香港黑市淘来的二手货，表盘上的划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暴发户”的身份。
我笑了笑，没接话，径直走到柜台前，从公文包里抽出一沓文件，拍在桌上。
——《武钢特种钢材供应合同》。
柳传志眉头一皱，手指在合同上轻轻一划，随即瞳孔微缩。
“武钢的冷轧硅钢片？”他抬头，语气终于有了波动，“这东西现在全国缺货，你从哪儿搞到的？”
我没回答，而是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照片上是汉阳钢厂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特种合金钢，旁边站着的是第七分厂厂长陈卫国，正对着镜头比了个“oK”的手势。
“十吨硅钢片，换联想汉卡华中总代理。”我淡淡道。
中关村的暗流
柳传志沉默了几秒，突然笑了。
“年轻人，胃口不小啊。”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联想汉卡现在供不应求，北京这边都排到三个月后了，凭什么给你华中代理？”
我早料到他会这么问，直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人民日报》，翻到经济版——头条赫然是《国家推动计算机普及教育，中小学将试点“微机课堂”》。
“明年开始，全国中小学要配电脑。”我点了点报纸上的红头文件，“而武汉，是教育部的试点城市。”
柳传志的眼神变了。
夜半密谈
凌晨两点，联想技术服务部的后院里，柳传志亲手泡了两杯浓茶。
茶是福建老家带来的铁观音，滚烫的水冲进搪瓷缸，茶叶在杯底舒展，像一场无声的博弈。
“硅钢片的事，你能保证供应？”他开门见山。
我抿了口茶，苦涩在舌尖蔓延：“武钢第七分厂每个月能‘调剂’出二十吨特种钢，只要陈厂长还在位，货源就不会断。”
柳传志眯了眯眼：“代价呢？”
“我要的不多。”我放下茶杯，“联想汉卡华中独家代理权，外加三年内联想所有新产品的优先供货权。”
夜风掠过院墙，吹得晾衣绳上的电路板“哗啦”作响。柳传志盯着我看了几秒，突然伸手从桌下摸出一台联想式汉卡，拆开外壳，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
“知道为什么汉卡供不应求吗？”他指着主控芯片，“这块mc，全中国只有我能搞到进口批文。”
我笑了，从怀里摸出一张深圳罗湖海关的放行单，推到他面前。
“巧了，我上个月刚和香港14K的人吃了饭。”我点了点放行单上的印章，“下个月开始，mc的芯片，我能给你走‘特殊渠道’，价格比正规进口低三成。”
柳传志的呼吸明显一滞。
血与芯片的协议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我和柳传志在合同上签下了名字。
——十吨武钢硅钢片，换联想汉卡华中总代理权。
——每月额外供应二十吨特种钢，换联想未来三年新产品的优先采购权。
——香港“特殊渠道”的芯片进口，利润五五分成。
张铁柱把合同塞进防水的牛皮袋里，贴身藏好。柳传志送我们到门口，突然问了一句：“谢老板，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回头，晨光刺破云层，照在中关村斑驳的墙面上。
“未来是计算机的时代。”我笑了笑，“而我，只是提前下了注。”
后手
离开中关村后，张铁柱低声问：“小谢老板，武钢的陈厂长真能每月拿出二十吨钢？”
我摸出大哥大，拨通了武汉的号码。
“喂，陈厂长？对，是我……北京这边搞定了。”我顿了顿，“对了，下个月纪委的人会去七分厂查账，你今晚就把那批‘报废’的硅钢片拉去重庆——对，还是老价钱。”
挂断电话，我看向远处渐渐苏醒的北京城。
1990年的中国，计算机产业刚刚萌芽，而联想汉卡，只是我棋盘上的第一步。
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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