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冬，上海法租界边缘的永宁殡仪馆在暮色中显得格外阴森。这座三层高的西式建筑本该灯火通明，此刻却只有门廊处一盏煤气灯在风中摇曳，投下忽明忽暗的光影。
陆怀瑾紧了紧身上的驼呢大衣，呼出的白气在寒夜里凝结成霜。作为《申报》的年轻记者，他本不该在这个时辰出现在这种地方，但主编的命令很明确：要么拿到444号殡仪馆的独家新闻，要么就收拾东西走人。
“先生，真要去啊？”黄包车夫老刘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声音压得极低，“这地方邪性得很。上个月巡捕房的人进去查案，出来时...”
“我知道，”陆怀瑾打断他的话，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听说有个巡捕疯了，整天念叨'；棺材里有活人'；。”
老刘接过钱时手抖得厉害，铜板叮叮当当掉在雪地上。“不只是疯了一个，”他弯腰去捡，声音更低了，“是三个。最后一个...第二天被人发现吊死在殡仪馆门前的梧桐树上，可他的脚...离地足足有三尺高啊！”
陆怀瑾正想追问，一阵刺骨的寒风突然卷着雪花扑面而来。等他再睁眼时，老刘已经拉着黄包车跑远了，只在雪地上留下一串凌乱的脚印。
“胆小鬼。”陆怀瑾摇摇头，转身打量起眼前的建筑。
永宁殡仪馆的门牌是444号，这个不吉利的数字让它在租界声名狼藉。据说这里最初是法国人开的现代化殡仪馆，后来几经转手，现在的主人是个姓赵的中国商人。三个月前，一连串离奇命案让这里被迫关闭，但坊间传闻，每到深夜，殡仪馆的烟囱依然会冒出诡异的青烟。
铁栅栏门上的锁已经锈蚀，陆怀瑾轻轻一推就开了。门轴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雪，但奇怪的是，从大门到主楼门前，有一串清晰的脚印，像是刚留下不久。
陆怀瑾蹲下身仔细观察。脚印约莫七寸长，应该是成年男子的尺寸，但步距很窄，像是有人在小心翼翼地踱步。更诡异的是，每个脚印的边缘都微微发红，仿佛沾了血迹。
“有人比我先到了？”他喃喃自语，右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那里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是临行前主编硬塞给他的。
主楼的大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陆怀瑾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扑面而来的是浓重的福尔马林气味，混合着某种甜腻的腐臭。大厅里，接待台上的煤油灯还亮着，火苗却呈现出诡异的绿色。灯光照亮了积满灰尘的接待台，上面摊开一本登记簿，钢笔斜插在墨水瓶里，似乎使用者刚刚离开。
陆怀瑾走近查看，发现登记簿最后一页写着：
“李卫国，男，56岁，心脉衰竭，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七申时入殓...”
登记写到一半突然中断，钢笔在纸上洇开一大片墨迹。陆怀瑾伸手摸了摸，惊讶地发现墨迹竟然还没干透。
“有人刚刚在这里写字？”
他的疑问很快得到了回答。楼上突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重物掉在了地上。紧接着是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从天花板正上方缓缓移动。
陆怀瑾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走向楼梯。木制楼梯年久失修，每踩一步都会发出轻微的吱嘎声。上到二楼，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停尸房，门牌上的数字已经模糊不清。
脚步声是从走廊尽头的房间传来的。陆怀瑾握紧手枪，慢慢靠近。门牌上写着“特殊处理室”，门缝下透出忽明忽暗的绿光。
就在他准备推门时，背后突然传来一个清冷的女声：
“我要是你，就不会进去。”
陆怀瑾猛地转身，手枪直指声音来源。站在楼梯口的是一位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年轻女子，约莫二十出头，齐耳短发，面容清秀却苍白得吓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胸前别着的圣约翰大学校徽，以及右手握着的一把银质手术刀——刀尖上沾着某种暗红色的液体。
“你是谁？”陆怀瑾没有放下枪。
“林秋萤，医学院学生。”女子平静地回答，眼睛却一直盯着那扇门，“而你，陆记者，正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
“你认识我？”
“《申报》的社会版记者，最近在追查租界的连环命案。”林秋萤向前走了两步，手术刀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光，“我读过你的报道。”
陆怀瑾正要回应，特殊处理室的门突然“吱呀”一声，自己开了一条缝。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剂气味涌出来，混合着某种肉类腐败的甜腻。更可怕的是，门缝里缓缓伸出一只苍白的手，五指张开，像是在邀请他们进去。
林秋萤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太晚了，”她低声说，“它已经醒了。”
就在这时，殡仪馆外突然传来打更的声音：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苍老的嗓音在寒夜里飘荡，更梆子敲了四下。
林秋萤的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不对...”她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活人打更...只敲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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