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 益州流民的招募事宜，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此前王累献策时，曾提议“开放府库，招募流民为兵”，意在以粮草钱财为诱饵，快速扩充军力，好辅佐各地郡县的军队守城，以应对汉军八万大军的压境。
可现实却远比想象的残酷的多。
随着汉军南下的消息不断传入益州各地，各种关于汉军的离奇传言也随之扩散，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益州的“恐汉风潮”，让募兵之事举步维艰。
起初，传言尚只是“汉军有飞天怪物，能载人越关”，可经流民与溃兵的口口相传，细节愈发夸张。
有人说汉军士兵“身高数丈，膀大腰圆，能单手举起巨石”；有人添油加醋，称汉军“个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杀人如麻”。
更有甚者，将“飞天怪物”描述为“神兽下凡，口吐烈火，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这些传言在益州百姓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恐惧。
他们世代居于巴蜀，从未见过如此“非人力可敌”的军队，只当汉军是“上天派来惩罚益州”的凶神恶煞。
是以当刘璋的募兵告示张贴在成都及周边郡县时，百姓们的反应并非踊跃参军，而是避之不及。
告示上写着“凡应募者，赏粮五石、钱千文，战后可授田百亩”，这般优厚的条件，在往日足以吸引大批流民争相报名，可如今却门可罗雀。
街头巷尾，百姓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无不面露惧色：“汉军连剑门关都能攻破，还有飞天怪物帮忙，去参军就是送死啊！”“听说张任将军都被俘虏了，咱们这些普通人去了，还不够汉军塞牙缝的！”
最终，前来应募的，只有寥寥数十人，都是一些实在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的流民，他们并非愿意参军抗汉，只是走投无路，想暂借官府的粮草苟活几日。
这般景象，与刘璋招募数万新兵的预期相差甚远，负责募兵的官员急得团团转，却毫无办法。
消息传回州牧府邸，刘璋彻底陷入暴怒。
他本就因求援碰壁而心烦意乱，如今募兵又遭冷遇，积压的焦躁与恐惧瞬间爆发：
“一群胆小如鼠的刁民！汉军还未到，便已吓破了胆！传我命令，各州郡即刻派兵，强行征召壮丁入伍！凡年满十五至五十者，无论是否愿意，皆需参军，违抗者，以通敌论处！”
严苛的命令下达后，益州各地的地方部队被迫行动起来。
可这些地方部队，本就不是益州的精锐。益州的核心精锐兵力，一部分随张任驻守剑门关，最终或战死或被俘；一部分由严颜率领驻守阆中，防备汉中方向的汉军。
剩余的五万精兵，需留守成都拱卫州治，各州郡能调动的，不过是些临时组建的地方团练，士兵多是本地农户出身，平日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从未经历过大战。
让这些本地士兵去强行拉壮丁，本就与他们的意愿相悖。
这些士兵大多都是各地郡县的本地人，他们的亲友乡邻，大多也在“强征”之列，他们深知汉军的可怕，自己都不愿意守城送死，又怎么可能强征自己的亲友乡邻去送死呢？
是以执行命令的时候，他们多是阳奉阴违：要么故意拖延，每日只象征性地征召几人；要么对百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百姓躲进深山或乡间，便不再追究；甚至有士兵暗中通风报信，告知百姓官兵何时会来抓壮丁，让百姓提前躲避。
各州郡的牧守与县令们，对此亦是无可奈何。
他们既不敢违抗刘璋的命令，又不愿得罪本地百姓。毕竟这些地方官员多是益州士族出身，家族根基在本地，若强行征兵激起民怨，不仅会损害家族声望，甚至可能引发民变。
是以他们对士兵的消极怠工多是默许，只偶尔抓几个“典型”应付差事，根本无法真正推进强征事宜。
成都郊外的一处村落里，几名地方士兵手持绳索，在村中随意逛了一圈，便找了个树荫下歇息。
一名士兵望着远处躲在山坳里的百姓，苦笑道：“咱们这是何苦呢？就算把人抓去了，他们也不会真心打仗，到时候汉军一来，还不是一哄而散？”另一名士兵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可州牧有令，咱们也没办法，只能装装样子了。”
这般景象，在益州各地不断上演。刘璋的“强征令”推行了十余日，最终只征召到三千余名壮丁，且多是老弱病残，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
这些壮丁被集中到成都郊外训练，却终日惶惶不安，士气低落，甚至有人在夜间偷偷逃跑。
负责训练的将领见状，只能向刘璋如实禀报：“这些壮丁皆无战心，强行编入军中，恐战时不仅不能杀敌，反而会动摇军心。”
刘璋听罢，瘫坐在椅上，彻底陷入绝望。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中第一次生出“大势已去”的念头。
求援无门，募兵不顺，精锐尽失，人心涣散，这样的益州，还能抵挡得住汉军的进攻吗？
而此时的成都城内，恐慌的气氛愈发浓重，富户们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准备逃往南中或荆州；官员们则各怀心思，有人如王累般仍在苦寻对策，有人如法正、张松般已在暗中联络汉军，益州的崩塌，似乎已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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