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1076）。
七月初五。
“何处觅新秋？萧然北台上。”（《七月五日二首·其一》）苏轼在炎夏的溽热中又登上了自己亲手建造的超然台，并赋诗五言排律两首，密州通判赵庾亦把这两首诗唱和了三遍。
老赵这一举动不知是性情使然，还是要拍知州大人的马屁，我们不得而知。
正当密州的一二把手在超然台上意犹未尽地唱和之际，王介（字中甫）病逝，苏轼连忙作了挽词。
王介最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仁宗嘉佑六年应试直言极谏科，苏轼入三等，王介四等，二人是老相识。后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再迁开封试官主判（与刘攽同为开封试官主判），还出知过湖州。
王介曾与王安石是挚友，交往较为密切。
熙宁初，王安石被召授参知政事，因王安石数召不起，遂作“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之诗讽刺王安石，成语“草庐三顾”典故即来自此。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实行新法，深受神宗称赞。
王介因不满新法，上疏谏神宗“愿陛下师心勿师人”，王安石获悉后对其更加戒备，因此一度被罢官，闲居判鼓院。
后王介出知湖州，上任时王安石特地为其送行，并吟诗道：“东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马，白苹洲渚正沧波。”王介当即和诗十首，盛气朗诵，其中一首是：“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作阎罗。”
王安石听后笑道：“阎罗见缺，请速赴任。”
王介晚年无心仕途，嗜书成癖，不问政事。总体来说，老王也是与王安石不和的反对新法之人，故与苏轼也算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尤应有泪痕。”（《同年王中甫挽词》），所以苏轼的挽词是那样的饱含深情，王中甫死后葬于润州。
润州即今天的江苏镇江市，古时被称为京口、润州。
送走了王中甫，苏轼向朝廷申请的敕封常山神的请求获批，一直都极为灵验的常山神被封为润民侯。兢兢业业地庇护一方百姓的山神，其功劳终于被朝廷承认，封侯也使得他实至名归。
这年八月十五，苏轼又与客饮于超然台上，看到五年前老朋友孔周翰题于超然台上的诗正被客人所诵读，又听说老孔已向朝廷乞求苏轼卸任后出守密州，情不自禁地唱和了两首。
唱和两首之后，仍是意犹未尽，抬头望见中秋的圆月。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又想起了几年都未曾谋面的弟弟苏辙，就这样，一首《水调歌头》横空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虽然这首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全词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作者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
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退路。
该词的小注里写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后的胡言乱语，而且是思念弟弟苏辙的连篇醉话。不管是谁，总不至于和一个醉汉过不去吧？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而且随着新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苏轼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宏图大展的渴望，同时“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深怕再次陷入党争的漩涡。
是进是退？是上报君恩还是退隐山林？苏轼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九月初九，苏轼的搭档，密州通判赵庾的老母亲要过寿，作为上司兼文坛高手，苏轼自然是要露一手的，于是作了致语口号，就是类似现代人在赵母的寿诞上讲话稿。
参加完赵母的寿诞，回到府衙，见晁说之的老爹晁端彦寄来了诗，苏轼作了唱和后回寄。此时的老晁尚在润州，不曾想，几个月后的他，却因为违规赴杭州约会娼妓而被追官。
过了几天，朝廷下达了诏命，苏轼被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又得知，乔叙被改为知施州。
调动工作的诏命下达后，苏轼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做一些扫尾的工作。
比如，密州当地有发生了秋旱，苏轼仍要到润民侯那里去祈雨。诸城铁水的乔叙要外任，自然也得作首诗送行一下的。
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时，当地流传着一位盖姓前贤的故事。说是曹参为齐相时，曾用盖公所学的黄老之术，使得齐国大治，后来又用此法治理天下，一样的十分有效。而盖公所用之法，无非是治理国家就像治病一样，不要胡乱用药，只需清净无为等等。
苏轼对于盖公的事迹很感兴趣，于是就在当地用心地找寻盖公的墓地及后人。可惜的是，有关盖公的身后的东西均已荡然无存了。不死心的苏轼，又把府衙旁的一座处所，加以修葺，取名“盖公堂”，还作了《盖公堂记》，想以此堂来接待像盖公那样的贤者。
接着，苏轼还找来画工，让其将润州甘露寺内陆探微所画的师子图临摹一幅，挂在盖公堂中，苏轼还作了赞。
雁过留声。苏轼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把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留在密州，使之能继续地教化或是激励当地的百姓。
直到有一天，知河中府的调令终于下来了。
十月间，苏轼还专门去了一趟常山，亲自昭告常山神已被封侯的喜讯，并作了祝文。
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少年时曾与其弟李布（字公南）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僧舍读书，并藏书万卷。
中进士后，李常遂将藏书九千余卷捐献出来，成立一家私人图书馆。现在，老李曾经居住的居室已被圈内称作“李氏山房”，这段时间应李常之情，苏轼为之作了《李氏山房藏书记》。
老朋友周邠寄来了《雁荡山图》，还在上面作了诗，苏轼次韵答之后，还在给周邠的回信中告诉老周，今年的腊月上旬，自己就要离开密州了。
苏轼的老乡、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西南）人苏澥（字浩然），此人非常喜墨，还会用高丽煤加远烟制墨，他制的墨极为当时的士大夫所看重。
近日，苏澥将出任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我们前面提到过，青州是个出宰相的地方，按照当时的惯例，青州的知州一般要由京东路的安抚使来兼任的。
苏澥升官后，还曾向朝廷推荐苏轼做外陟侍从。
“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这是苏轼在离别前最后一次登超然台，他眺望着明月的赋下的《江城子》里的词句里，一种惆怅于心的离情别绪跃然纸上。
离别前，苏轼还是要还一些好友之间的文债的。
利州路转运判官鲜于侁（字子骏）作的《八咏》诗，苏轼在其后作了跋，还称赞鲜于侁为政“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
朝廷应汀州（今福建长汀）知州许当之请，赐已故高僧定光法号为定应。定光本为泉州人，俗姓郑其名自严，因为民祷雨有功，为历任州守所重。现定光被朝廷所表彰，所以苏轼就因人所求，给该高僧的身后写一篇赞文。
在密州时，苏轼无意间发现盖公堂故址偏西方向有块大石头，当时已半埋于尘土之中。仔细端详后，苏轼见此石质地温润，石质坚硬，询问当地人，说是产自诸城姚家村的石料，俗称“姚玉”。
于是，苏轼就找来工匠，将这块石头经过雕琢，制成了一方砚洗。
直到清道光年间，诸城的丁氏园里还有此物。当时的县志还有记载：说它周围长三尺，高尺余，正面横刻“砚洗”二字，左侧竖刻有“熙宁九年子瞻制”的行书字样。
另外，据说当地的九仙山的白鹤楼的牌匾亦为苏轼这一时期所题写。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轼题写的“白鹤楼”三个字仍然清晰可见，只是旁边的“宋熙宁九年苏轼制”的字样有些模糊不清了。
苏轼还把在密州这几年所作的《薄薄酒》、《水调歌头》、《后杞菊赋》、《超然台记》抄给驸马爷王诜，知密期间，二人时不时地还会书信互动一番。
这一时期，苏轼的好友、黄庭坚的老丈人陈舜俞（字令举）病逝。
作为诗词与政治立场相似的知己，苏轼在给老陈的女婿周邠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岳父大人的离世，令我有不复有活在世上之念，细想陈老先生之所以不能长寿的原因，以他这样淡泊名利的个性，实在是找不出理由，不应该呀！每逢想起这些，还是不由得涕泪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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