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六国政权更迭的乱世洪流中，后秦末主姚泓的女婿徐众（一说名徐嵩），以悲剧性角色定格于历史。他身处后秦覆亡之际，在东晋刘裕大军破长安后，聚残余势力抗晋，最终兵败身死，成为后秦灭亡时坚守气节的孤臣代表。其生平散见于《晋书》《宋书》等史籍，虽记载零星，却折射出十六国末期政权崩解时臣子的艰难抉择，更见证了刘裕北伐中北方残余势力的最后挣扎。
关于徐众，史籍存在“徐众”与“徐嵩”的姓名争议，为其生平蒙上迷雾。《晋书·姚泓载记》称其“姚泓婿徐众”，《宋书·檀道济传》《南史·刘荣祖传》则记“徐嵩”率部抗晋。后世学者考证，“众”与“嵩”或因字形相近致误，或为同一人异称，结合身份与事迹吻合度，可推断二者实指一人。行文暂以《晋书》“徐众”为称，兼顾“徐嵩”之说，还原其身份轮廓。
无论姓名记载如何，徐众核心身份明确——后秦末主姚泓的女婿，这决定了他在后秦政权的特殊地位。后秦由羌族姚苌建立，姚兴时期达鼎盛，疆域囊括关中、陇右及河南部分地区，与东晋、北魏三足鼎立。姚泓继位（416年）时，后秦已衰落，朝政混乱，宗室争斗不断，外有刘裕北伐与北魏威胁。作为皇室女婿，徐众虽无高官要职的明确记载，却属统治核心圈，与姚氏宗室休戚与共，为日后国破抵抗埋下伏笔。
姚泓时期的后秦，军事力量大不如前。姚兴晚年穷兵黩武，与北魏、赫连夏连年征战，国力损耗严重；姚泓性格懦弱，继位后无力掌控局势，宗室姚弼、姚懿等先后叛乱，进一步削弱统治根基。徐众身处此境，虽未直接参与朝政，却目睹后秦从勉强支撑到摇摇欲坠的全过程。其贵戚身份，让他无法像普通士族般在政权更迭中全身而退，被绑定在姚氏王朝命运车轮上，注定迎接末世风暴的考验。
徐众的命运转折，与东晋刘裕北伐紧密相连。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平定内乱、巩固朝权后，以“恢复中原”为名，发动针对后秦的大规模北伐。他制定“五路并进、合围长安”战略，派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名将北上，兵锋直指后秦腹地。
北伐大军进展神速，檀道济部先克许昌、洛阳，王镇恶部沿渭水西进，势如破竹。后秦军队虽奋力抵抗，却因内部矛盾重重、兵力分散，屡战屡败。姚泓亲率大军迎敌，却在潼关、渭桥等地接连战败，麾下将领或降或死，军心涣散。义熙十三年（417年）八月，王镇恶破长安城门，姚泓见大势已去，率宗室百官投降，后秦灭亡，立国三十四年。
长安陷落时，城中大乱。刘裕大军入城后虽一度约束军纪，但随着北伐军与当地势力矛盾加剧，及刘裕急于返东晋争皇位，长安局势渐失控。姚氏宗室及后秦旧臣或被诛杀，或被迫归附，徐众作为姚泓女婿，既未随降，也未出逃，选择潜伏，暗中联络残余势力，伺机反扑。他深知刘裕北伐旨在为篡晋积累资本，长安作为北方重镇，刘裕不会长期驻守，大军东撤便是复国良机。
此时徐众面临三重困境：后秦主力被歼，残余势力分散，难快速集结；刘裕留檀道济、沈田子等精锐驻守长安；关中历经战乱，百姓流离，对后秦认同感大减，难获广泛支持。即便如此，他仍以皇室女婿身份号召，秘密联络关中羌族部落、后秦旧将及不满东晋统治的地方势力，渐聚集数千人队伍，成为残余势力核心领导者。
刘裕在长安仅停留两月，因东晋内部刘穆之病逝，急于返回建康（今南京），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以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辅政。刘裕东撤后，长安守将矛盾激化，沈田子因与王镇恶不和，设计诛杀王镇恶，王修又杀沈田子，关中局势陷入混乱，为徐众叛乱提供绝佳时机。
义熙十三年（417年）末，徐众见守将自相残杀、军心不稳，率残余势力在长安周边叛乱。他采取“连营叛逃”策略，将部队分散部署于长安近郊渭水两岸及武功、咸阳等地，连营数十里，形成包围态势。此战术可避免被东晋军集中歼灭，又能袭扰长安粮道与交通线，试图以持久战消耗守军实力。
徐众叛乱引发连锁反应，关中后秦旧部与地方势力纷纷响应，叛乱范围扩大。东晋守将刘义真年幼，辅政王修虽试图平叛，却因兵力有限、指挥不力屡屡受挫。徐众多次击败东晋军小规模进攻，一度攻至长安城下，威胁东晋在关中统治。刘裕震惊，急派檀道济、刘荣祖率军北上驰援。
檀道济是刘裕麾下名将，“勇冠三军、善用谋略”，北伐中屡立战功；刘荣祖骁勇善战，常冲锋陷阵斩敌主将。二人抵关中后，调整战术，集中兵力猛攻叛军连营。先克徐众部署在武功的大营，斩叛军数千人，打破包围；再沿渭水西进，逐个击破营垒，将徐众主力逼至咸阳附近平原。
徐众见连营被破，收拢残部与檀道济、刘荣祖大军决战。决战中，他身先士卒，率叛军奋勇冲锋，试图突破防线。但叛军多为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缺乏统一指挥与正规训练，面对东晋精锐猛攻，很快阵脚大乱。檀道济正面牵制，刘荣祖率骑兵绕后突袭，叛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徐众在乱军中奋力抵抗，身中数箭，最终被刘荣祖麾下将领擒获，残余势力彻底剿灭。
徐众被俘后，檀道济为震慑关中残余势力，下令将其斩首示众，随后清算参与叛乱的后秦旧部，关中抗晋浪潮平息。徐众之死，标志后秦残余势力复国企图破灭，为刘裕北伐收官。
从历史结局看，徐众抵抗是场悲剧。他处后秦覆灭末世，凭皇室女婿身份与一腔忠义，聚乌合之众抗东晋精锐，如以卵击石，失败早已注定。但从另一角度，其抵抗并非毫无意义——既是对姚氏王朝的最后忠诚，也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中，臣子“忠义”观念的集中体现。后秦虽为羌族政权，却深受汉文化影响，姚兴推崇儒学、重用汉族士大夫，“忠君爱国”观念深入统治阶层。徐众受此熏陶，国破家亡时选择抵抗，而非投降，正是这一观念的实践。
徐众事迹虽记载简略，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唐代房玄龄《晋书》为其立传，记“聚残众叛逃”“为檀道济所灭”，视其为后秦灭亡的代表性人物；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详载其叛乱背景与过程，结合刘裕北伐、长安守将内斗等事件，还原十六国末期关中混乱局势。
从历史进程看，徐众抵抗是北方政权在东晋北伐压力下的最后挣扎。刘裕北伐虽未长期占据关中，却沉重打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隋朝统一奠定基础。徐众作为“失败者”，事迹虽不光彩，却成历史镜子，映照乱世中个体在时代洪流的渺小与无奈，让人窥见十六国政权更迭的残酷复杂。
关于徐众的历史评价，历来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他国破家亡时拒降抗晋，体现“忠臣不事二主”的忠义，即便失败也值得肯定；反对者则称后秦腐朽、姚泓无能，灭亡是必然，徐众抵抗是“愚忠”，未救后秦反让关中百姓再陷战乱，加剧动荡。
客观而言，徐众行为有可肯定之处，也有局限性。从忠义角度，政权覆灭后选择抵抗，不苟且偷生，符合当时对“忠臣”的期待，尤其在后秦受汉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具道德合理性；从历史发展看，后秦灭亡是多因素所致，刘裕北伐顺应“统一”趋势，徐众抵抗逆历史潮流，注定失败。此外，其抵抗确给关中百姓带来额外战乱，致更多人流离，这是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徐众的争议，恰恰反映十六国历史的复杂性。此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民族矛盾尖锐，“忠君”与“爱国”观念常与政权归属、民族认同交织，难用“忠义”或“愚忠”简单评判。徐众作为后秦贵戚，选择是个人品格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与统一进程中的必然历史悲剧。
徐众（徐嵩）的一生，短暂而模糊，却在十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独特印记。他是后秦灭亡的见证者，长安抗晋的领导者；是皇室贵戚，也是乱世孤臣。其事迹虽散见史籍，却为我们还原了十六国末期政权更迭的残酷复杂，让人窥见那个时代臣子的忠义与无奈。
在历史坐标中，徐众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的选择与结局，折射出宏大历史主题——乱世中，个体如何在忠诚与求生、坚守与妥协间抉择？这既是个人品格的考验，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徐众选择抵抗，即便失败，也以生命践行对后秦的忠诚，成为十六国时期“孤臣孽子”的典型。
一千六百余年过去，长安战火早已熄灭，后秦遗迹湮没尘埃，但徐众事迹仍值得铭记。他的故事，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乱世中的人性与道德，感受历史的厚重复杂。在那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时代，徐众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画卷上留下一笔，成为十六国时期不可或缺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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