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田赋政策
- 改革官田赋税：江南地区是明朝经济重心，但官田赋税重。成化帝降低部分官田税率，如苏州、松江等地，将一些官田税率从明初每亩二三石降至较为合理水平，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当地农业经济恢复发展，保障国家粮食供应和财政收入。
- 清理土地兼并：成化帝采取措施核查和收回非法侵占土地。派官员到各地清查皇庄及贵族、官僚侵占的土地，如对一些权贵过度扩张的皇庄进行限制，规定皇庄土地范围，禁止随意圈占民田。一定程度上遏制土地兼并势头，使部分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保证国家田赋收入，维护社会稳定。
放松商业管控
- 鼓励商业发展：减少对商人活动限制，不再严格限制商人经营区域、商品种类等。商业环境宽松，城市商业繁荣，北京、南京店铺林立，商品种类丰富。运河沿岸城市如淮安、济宁等成为重要商业枢纽，各地商帮兴起，徽商、晋商活跃，他们从事长途贩运，将南方丝绸、茶叶等商品运往北方，又把北方皮毛等物资运到南方，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交流。
- 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管理，制定法规打击垄断、欺诈等行为。设立专门市场管理机构，监督市场交易，对哄抬物价、以次充好等行为严惩。在重要商业城市设置税务机构，合理征收商税，既增加财政收入，又保障商人合法经营，使商业活动在公平有序环境中进行。
加强对海洋贸易的管理
- 出台相关条例：针对日益猖獗的海洋走私贸易，成化十五年出台“接买番货例”，规定参与走私番货的人员，无论官民，都要受到严厉惩处，如充军、没收财产等，以维护官方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减少走私对国家税收和海疆安全的影响。
- 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在一些地区和特定情况下，海禁政策有一定松动。在宁波、泉州等地，允许部分有官方许可的商人进行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管理，负责审查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等。
铜钱地位提升与赋税改革
- 确立铜钱纳税地位：明朝前期虽以宝钞为主，但至成化时，宝钞贬值，铜钱在民间交易中广泛使用。成化帝在制度上承认了铜钱可作为缴纳钞关税项的单位，使百姓在商业活动纳税等方面，能用铜钱履行义务，促进了铜钱在经济活动中的规范性流通，加强了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 调整赋税征收比例：成化帝将天下户口、食盐等项的赋税征收改为铜钱和纸钞各半征收。这种调整使赋税征收与民间货币流通现状相契合，在宝钞贬值背景下，既稳定了财政收入，又平衡了货币流通结构，推动铜钱在赋税领域与宝钞平分秋色，加速了铜钱的广泛应用。
宝钞政策调整
- 重新定价宝钞：成化帝针对宝钞贬值，制定新兑换价。
例如，原本一贯宝钞能兑换的铜钱或实物大幅减少，成化帝根据市场实际，规定新的兑换比例，试图让宝钞价值回归合理，提高其信用度。
但因宝钞发行无有效准备金制度，且发行量难控，新定价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贬值问题。
- 规范宝钞使用：成化帝进一步明确宝钞使用范围和方式，在田赋征收中，规定部分地区一定比例需用宝钞缴纳，如某些产粮区，要求二成田赋以宝钞缴纳。在官员工资发放上，也按一定比例搭配宝钞，如每月俸禄中，三成以宝钞发放，以此在官方经济活动中维持宝钞的流通地位。
白银使用的扩大
- 默认白银流通：成化年间商品经济发展，白银在民间交易中盛行。民间的商业贸易，如江南地区的丝绸、茶叶交易，大额支付基本都用白银。土地买卖、房屋租赁等不动产交易，也以白银计价和支付。成化帝对此持默认态度，未出台限制政策，使白银使用不受阻碍，逐渐成为民间经济活动的主要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
- 税收中白银的使用增加：税收领域，部分地区田赋、商税等出现折银征收。如广东、福建等地，因对外贸易发达，白银流入多，田赋征收中允许百姓将部分粮食等实物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白银缴纳。
商税方面，在一些沿海贸易港口，对进出口商品征税时，也接受白银支付，为白银在财政税收领域的广泛应用开辟了道路，为后来“一条鞭法”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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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来说，朱见深承认铜钱为缴纳钞关税项的单位，提升了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铜钱在经济活动中的规范流通。
将天下户口、食盐等赋税改为铜钱和纸钞各半征收，使赋税征收与民间货币流通现状相符，推动了铜钱在赋税领域的应用。
给贬值的宝钞制定新兑换价，试图让宝钞价值回归合理，提高其信用度，但因发行制度问题未能根本解决贬值问题。
进一步规范宝钞使用范围和方式，在田赋征收、官员工资发放等官方经济活动中规定使用一定比例的宝钞，以维持其流通地位。
对民间盛行的白银交易采取默认态度，使白银在民间商业贸易、不动产交易等活动中成为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
税收领域，部分地区的田赋、商税等出现折银征收的情况，为白银在财政税收领域的广泛应用开辟了道路，为“一条鞭法”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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