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的心跳又快了几分，刚要上前，樊克彪已经先一步走了过来，目光在他身上从头到脚扫了一遍，没说话，只是微微颔首。
李海波连忙上前打圆场：“樊叔，我是李海波，小时候您来上海，咱们还见过一面呢。
我爹是李小刀，您还记得不？”
樊克彪听到“李小刀”三个字，眼神瞬间柔和了些，拍了拍李海波的胳膊：“记得！当然记得！当年我落难时，你爹可是帮过我们全家的，我怎么能忘？
没想到一晃这么多年，你都长这么大了。”
“托您的福，这些年还算安稳。”李海波笑着侧身让开，“樊叔，一路坐船而来，都累了吧？
我们在大马花园酒店订了房间，先去歇歇脚，晚上在荷花姐的餐馆给您接风洗尘。”
樊克彪笑了笑，“住什么酒店，洋鬼子的酒店死贵，这大热天的，随便找个地方打地铺就好了！”
“樊叔您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哪能让您老打地铺呢？酒店虽贵了点，但住着舒服，就当是小辈的一片孝心吧！”
樊克彪点了点头，目光又落回杨春身上，这次语气缓和了不少：“你就是杨春？”
“是，樊叔。”杨春连忙应声，腰杆挺得更直了，“这些年荷花姐受了不少苦，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她，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
他说得真诚，眼神里没有丝毫躲闪。
樊克彪看着他，突然笑了：“好小子，眼神够亮，说话也实在，不像那些油嘴滑舌的家伙。
我家荷花性子倔，却心软，你能真心待她，我就放心了。”
这话一出，杨春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激动得差点说不出话：“谢谢您，樊叔！我一定说到做到！”
“行了，别站在这儿晒太阳了。”樊克彪拍了拍他的肩膀，“先回家，有话慢慢说。”
熊奎连忙上前：“樊叔，大哥，二哥，车在那边，我送你们过去！”
一行人说说笑笑地往码头外走，樊强和樊虎时不时跟杨春聊几句，问他餐馆的生意，问他和荷花的相处，语气亲切得像是自家兄弟。
樊克彪则走在最前面，和李海波聊着当年的江湖旧事，时不时回头看一眼杨春和荷花，眼神里满是欣慰。
从董家渡码头到“杨记粤菜馆”的路程其实不短，得横穿过整个法租界，再沿着戈登路一路向北，直到公共租界的边缘地带。
熊奎驾驶着那辆从余海仓那里借来的老福特轿车走在前头。车里坐着侯勇和樊强、樊虎兄弟俩。
紧随其后的是杨春开的卡弟拉克，载着李海波和樊克彪父女。
驾驶座上的杨春神情专注，双手稳稳握着方向盘，眼角的余光却时不时瞟向后视镜，看向后座上的樊克彪父女。
樊克彪微微靠着椅背，目光透过车窗，细细打量着窗外的街景，炯炯有神的眼眸里满是感慨。
下午的上海街头正是热闹的时候，有轨电车 “叮叮当当” 地从身边驶过，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挽着西装革履的先生从百货公司出来，街边的报童举着报纸大声吆喝着最新的战事新闻。
樊克彪忽然轻轻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鬓角的白发，自嘲似的笑道：“时间就像前列腺，时时都在提醒我老了！
想当年我在上海讨生活的时候，这条街还没这么多洋楼呢。
没想到离开几十年，变得越发热闹了，比起港岛来也不遑多让啊！”
副驾驶座的李海波闻言一愣，转过身子，脸上带着几分好奇：“樊叔对港岛熟吗？”
樊克彪嘴角勾起一抹回忆的笑容：“熟得很！当年离开上海后，我们全家在港岛待了几年才回老家，认识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
后来抗战爆发，很多上海的朋友也迁去了港岛定居。
我闲着没事，时常坐船去港岛找他们喝酒聊天，中环的茶楼、尖沙咀的码头，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
李海波眼睛一亮，又追问道：“那…… 那澳岛呢？”
“澳岛也熟！” 樊克彪拍了拍大腿，语气里带着几分熟稔，“我老家就在中山，离澳岛就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每次去港岛，我都习惯从澳岛坐船，那边的葡式蛋挞和烧腊，味道比港岛的还要地道几分。”
杨春听着两人的对话，忍不住插了一句：“樊叔去过这么多地方，一定见了不少世面。要是以后有机会，您可得多给我们讲讲外面的新鲜事。”
樊克彪笑着点头：“好啊！等你们不忙了，我就给你们讲讲当年在港岛码头跟洋人做生意，在澳岛看葡人过节的趣事。”
说话间，车子已悄然驶离戈登路的喧嚣，车轮碾过略带年代感的柏油路面，远处街角一栋别具风情的小洋楼渐渐清晰，门楣上挂着块红木匾额，“杨记粤菜馆”五个大字在暮色里泛着温润光泽。
李海波指尖轻点前方，语气里藏着几分自豪：“樊叔您瞧，那栋三层小楼，是我们兄弟四个凑钱买下的。
盘下来给荷花姐开了这馆子，如今生意还算稳当。”
车子稳稳停在梧桐树下，几人陆续下车。
樊克彪抬手理了理衣襟，目光落在那那块红木匾额上，缓缓点头。
那匾额是上好的海南黄花梨木，还是当年结拜兄弟杨孝先从琼州专程运来的，并花重金请书法大家亲笔提下“杨记粤菜馆”五个隶书大字，边缘雕着缠枝莲纹，虽经了几十年风雨，木纹里仍泛着温润的光泽。
可如今几十年过去，早已物是人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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