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的两位公子这会儿正在仕途上辛苦攀爬，可有一个人却在这年走到了他官宦生涯和人生道路的尽头。公元1051年9月，宋朝之前的枢密使、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夏竦于开封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对于自己少年时的这位授业恩师的亡故，赵祯给予了非常隆重的礼遇，他在第一时间下诏追赠夏竦为太师、中书令并赐谥号“文献”。此外，他还亲临夏竦的灵堂凭吊。他命近侍太监揭开夏竦的面幕观其遗容，见夏竦一脸的枯悴之态，赵祯不免悲从中来。他对左右说道：“有人说他之前申请回京养病是在谎报病情，实则是另有政治野心，但你们看看他这个样子，他这像是在装病吗？”
赵祯的这份言辞中暗藏着明显的愤怒，而他对夏竦离世的哀惜之情也溢于言表。不管当时以及后世的人们怎么看夏竦，但至少在赵祯这里他对夏竦充满了敬意。为示哀悼， 赵祯还在宫中特意为其穿上了丧服以致追念。
关于夏竦，我们前后已经谈及他无数次。世人皆言其为奸邪小人，但这其实仅仅只是针对他的个人私德，若要说到对国家甚至是国运的危害程度，夏竦甚至还不及某些道德君子，比如宋朝的那位在少年时期以砸缸而闻名于天下的仁兄。更何况，夏竦于国家和百姓是有过贡献的，尤其是他在主政地方时更是堪称一个贤吏和能吏。
再者说，那些斥责夏竦是小人的君子就真的比夏竦高尚吗？夏竦已近油尽灯枯之时，他上疏赵祯申请回京养病以便落叶归根，但这却被朝中的那些君子认为他是在故意装病，如此所为让人实在是看不出来君子到底是长什么模样。 我这里说这些话不是想给夏竦唱赞歌，还是那句话，看待历史人物我们得功过与是非分明。
关于夏竦死后的这个谥号还有一段故事发生。如上所言，赵祯最初给他的谥号是“文献”，但知制诰王洙却表示反对，因为赵匡胤的高祖父赵朓的谥号也是“文献”，王洙认为夏竦不配得到这个谥号，于是赵祯又将夏竦的谥号改为“文正”。这可就惹怒了砸缸的那位仁兄——此人便是后来北宋文坛和政坛的超级巨星、此时正担任宋朝礼院知院的司马光。
司马光说道：“文正是美谥，而且是美之极者，夏竦是什么玩意儿？他也配？”
考功院的刘敞也说：“谥号这种活儿本该由礼院来做，陛下何故亲为？况且，夏竦乃奸邪小人，陛下赐之以文正，这根本说不过去。如果夏竦都能谥号文正，那我朝已故的那些谥号文正的大臣岂不是也跟夏竦成了一路货色？”
在这三人的合力上奏之下，赵祯最后只得妥协，夏竦最终的谥号被定为“文庄”。
夏竦的离世于赵祯而言是非同寻常的大事，但对他的那些臣子来说此事不足一提，夏竦在他们的心里早就是个已经翻不起浪的活死人。在这个秋冬之交，有一件事才是让整个朝堂再次甚嚣尘上的大事，而这事也导致正在推进吏治更新的宰相文彦博不得不来了一个紧急刹车，但他不会想到的是，也是因为这件事让他遭遇了生平的第一次罢相。
自从宋庠被贬出京后，在中书省唯我独尊的文彦博便迈出了他决意整顿大宋吏治的步伐。同样，以他的心性和行事风格，他不会在这上面大动干戈，那样毫无疑问会激起整个官场的敌意，可他懂得如何用小刀子慢慢割。
在文彦博看来，要想解决冗官这个老大难问题绝非朝夕之功，如今的这个一心求官的官场风气就得优先加以整顿。此时的大宋官场人人都在想着如何为自己加官进爵，官员们不但自己如此，而且还在想着如何给自己亲族子弟谋个一官半职，但真正为国为民做实事的官员却是不多见。官员队伍如此，那些手里有几个碎银子的富商和士绅也想花钱买个官来当，长此以往必将让冗官的问题变得越发突出。为此，文彦博觉得眼下需要打压一下这股不良风气，办法就是提拔和奖励那些不重名爵但又政绩显着的地方官员，对那些一心谋官却不干实事的人则一律予以回绝或裁抑。
在查阅官员档案和工作业绩后，文彦博奏请赵祯对三名官员予以提拔，这三人分别是： 工部郎中张瑰、殿中丞王安石、大理评事韩维。
张瑰在外为官十余年政绩显着却不曾一次主动申请磨勘以晋升，文彦博奏请将其加为直史官并兼两浙转运使。王安石以二甲进士第一名出任外官，按制他在任满之后即可申请求试以充任馆阁官员，但王安石连续干完几任之后都没有申请进京入试，即便是朝廷发文让他进京赴试也被他以要照顾亲老为由给拒绝。文彦博认为王安石这种年轻官员能够如此恬然自守实乃官场楷模，所以应当再次召其入京并对其加以着重培养。至于韩维，他本是已故参知政事韩亿的儿子，此人虽以恩荫入仕却好古嗜学且颇有大才，但他却多次婉拒他人的举荐安于自守，文彦博奏请赵祯让学士院对韩维予以酌才体用。
赵祯在文彦博的奏请下给张瑰加官并赐其三品官服，而对于王安石和韩维则是下诏让他二人赴京接受朝廷的考核和选拔。对此，张瑰欣然受领，而王安石和韩维则“倔强”到底，他二人都借故谦辞。
未来的王相公此时正在舒州（今安徽潜山）担任通判，他这时候还不想回到京师。这会儿他拒绝了宰相文彦博的好意，几年后他还会拒绝重回京城并担任两府大臣的欧阳修对他的举荐，他得等到七年之后才会以进京述职的名义重回开封。那时候的他已经在地方上历练多年，他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积弊也都有了系统且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与他一道回京的还有一份力劝赵祯变法以图强的奏疏，那便是长达万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见老同学文彦博这边干得如此起劲，包拯也在这时候决定给文彦博加一把火。在他的举荐下，越州知州杨纮晋升为荆湖南路转运使，建州知州王鼎晋升为提点河北路刑狱。在当时，这二人皆为当世之能臣干吏。
如果说上述之事都只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善大宋官场的风气，那么文彦博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可就是不是小刀子割肉那么简单，而是不深不浅地在官场上插了一刀，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冗官这个问题。在此事件上，文彦博更是展现了他长袖善舞的功力，他的老同学包拯和吴奎支持他，就连御史台的长官王举正也在这件事上和他站到了一起。
这年七月，赵祯对中书省呈上的一份官方文件做出了御批并以皇命的形式下发全国： 至今起，年过七十且无法胜任本职的官员中，官阶在少卿、少监以下者由地方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司具文上奏，在京官员则由御史台和审官院予以裁处；担任馆阁、台谏以及地方提刑之职的官员由中书省负责裁处；待制以上的官员则许其致仕并由朝廷优加恩礼。
这个政策的出台虽然不能让冗官的现象得到明显减轻，但千里之距始于跬步。也正如前所言，在这种事情上，蚕食远比鲸吞更能彻底地解决问题。
文大宰相一边指导中原和江南的抗灾，一边又在为宋朝的积弊而“呕心沥血”，但他应该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有受虐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本就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他也因此而甘之若饴。
工作狂的快乐，很多人都不会懂。
相较而言，跟皇帝、大臣和后妃之间的人情世故才会让文彦博感到累觉不爱。正当文彦博铆足干劲在他心中的那条千古名相的道路上狂奔之时，一场天灾让他是满脸黑线且欲哭无泪——大名府馆陶县境内的黄河在这年的七月再次决口！
万幸的是，这一次它只是决口，没有改道。决口了怎么办？那只能是赶紧调派人手去封堵。文彦博刚擦了一把额头上的热汗，谁知道宫里又出事了，他的那位贵人张贵妃再次作妖。
张贵妃这一次又在赵祯的耳边吹了一股强劲的枕边风，她要求赵祯给他的叔父张尧佐加封之前被剥夺的宣徽南院使。赵祯当然知道此事不好办，搞不好包拯等人又要让他尝尝口水的味道，但身边这位美人也是不能辜负的，于是赵祯耍了一个小花招：他给张尧佐加封为宣徽南院使，但同时又将其调出了京城去当河阳知府。
在赵祯想来这样做应该不会触碰到言官集团的逆鳞，可事实上他还是大错特错了，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如同上次一样再又集体暴怒。只不过，因为上次赵祯剥夺了他们集体请见的权力，所以这回他们只能单独上疏。
御史中丞王举正还是老话重提，他说宋朝这几年之所以灾害不断就是因为张尧佐不断升官造成的，如果不铲除这颗毒瘤就会让宋朝上负苍天下负百姓。此外，在把张尧佐骂了个狗血淋头的同时，王举正也指责了宰执集团在这件事情上没能做到据理力争实乃势力且懦弱之辈。为此，他再度以辞职威胁赵祯，但他这话说得非常有艺术：“若陛下不纳臣尽忠爱君之请，即乞黜臣，以戒不识忌讳愚直之人。”
换言之，王大人这是在夸自己是个忠臣和直臣。相较于王举正以辞官来威胁赵祯，谏院这边的包拯和吴奎等人则没那么决绝，虽然他们也斥责张尧佐不知廉耻窃居高官厚禄，但他们更担心的是张尧佐出去镀金之后会不会再又被召入京城，然后张贵妃再给他弄个使相来玩玩。赵祯承诺过后宫亲眷不得入两府，但没说不能加使相的职衔，所以包拯等人希望赵祯能够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承诺，那就是张尧佐这辈子就这样了，以后再不会给他加官了。
赵祯对王举正的奏疏选择了不予回应，他既不收回对张尧佐的任命，但也不批准王举正的请辞，王举正对此只能憋着生闷气。宋朝的官员如果擅离职守可就是在犯罪，当年刘廷让那么牛的一个人未经批准擅自离开雄州所得到的处罚就是免官流放，若不是赵光义念在他是赵匡胤结义兄弟的份上，他的脑袋可能早就搬家了。然而，赵祯对于包拯等人的诉求竟然很快就做出了回应，而且是亲自下的诏令：朕以后如果再想给张尧佐迁官，一定和大家一起商量之后再做决定。
皇帝陛下给了这么大的脸，包拯等人怎么也得兜着。事情到了这里，这件事看上去也就这样了，皇帝和言官集团各让一步，彼此都说得过去。可是，有一个人却坚决不肯就此罢休，此人便是御史唐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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