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吧大清朝就是口号喊得比较好，一直喊永不加赋，他们也确实是真的没加过赋，因为“永不加赋”的政策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颁布的，但是到了他儿子雍正上台第二年的雍正元年（1723年）这个赋就被摊丁入亩代替了。清朝确实是实施了一辈子永不加赋，其实应该是从雍正元年以后大清朝就一直就没收取过“赋”。
因为咱们的大清朝就已经开始收取农业税了，就是那个一直实施到二十一世纪的那个税。
大明朝之所以到了万历朝以后逐年虚弱下去，其实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就是宗室人口增长太快，?明朝供养宗室的费用在财政收入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明初，全国藩王子弟仅仅49人，到了明朝中期发展到了10万人，到明朝后期突破了60万人。至少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用在藩王上的支出就达到了853万石粮食，而山西和河南的状况最为糟糕，“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853万是什么概念？明朝前期的税收大约是一年3000万石，而明朝中期是2000万石到3000万石。如果按照当时的粮价折算为白银，就是1200万两到1700万两之间。
为了限制藩王支出的无限扩大，明朝进行了“宗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得藩府人员的数量增长遭到了遏制。但是供养藩王的财政支出依然很大，根据《万历会计录》的数据分析，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明朝宗藩岁禄占财政收入的29%。
另外，明朝还有另外的方式来供养藩王。第一个就是土地，朱元璋规定“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十六顷为永业，除其租。”实际上，明朝赐给藩王的土地数量没有明确规定，如《明史》记载“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
这样的结果就是藩王大量兼并土地，“中州地半入藩府”。在成都平原出现了“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的现象。藩王的土地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土地就减少了，而藩王土地是不需要交税的，这就是变相增加养藩王的财政支出。
另外一个就是税收特权，例如周王拥有开封的税收特权。藩王也往往在交通要道设置商卡，私自征收商税。
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士绅的优免导致的大量投献。
关键是明朝的优免政策太宽，从秀才就开始有优免了，秀才看着不起眼也不能当官，可是架不住秀才多啊！
万历皇帝为了与士大夫同乐，也对士绅阶层的优免情况进行了更改和确定，按照优免新例的记载来看，其规模如下：
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由于官绅们不用交税，税赋自然就主要由普通百姓们（一切没有功名的人）来交了，税赋的担子全压在他们身上，并且百姓们不光要缴纳国家定下的正税，各种地方官的摊派和杂税也别想跑，这些摊派和杂税可比正税狠多了！
真说起来，明朝的正税其实并不高，但无奈官员们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地方官定下的各种杂税和摊派比正税要缴纳的钱粮多得多，让小民根本无法承受，而为了避免缴税，明朝一些百姓或是富户，就开始想办法逃税，其中最有效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投献”。
为躲避赋税和徭役，许多自耕农和富户主动变成黑户，还有的将自己的田地投献给有功名的士绅，不仅不问士绅要一分钱，还每年倒贴银子给他们（地租），这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却是当时非常可行的一种操作，能够逃脱沉重的负担，这里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我成不了官员和举人，我成为他家家奴总可以了吧。我种地，你收我税还让我服劳役是不是？那我不种国家的地了还不行吗？举人官员之家的地不是不收税吗？那我就把我家的地给举人官员之家不就行了吗？连丁银（人头税）都不用交了。”
即使是士绅们真的按照朝廷的规定，不交杂役钱，照常只交名下土地的田税，那么对于投献的百姓来说，投献也是一种省钱的手段，毕竟投献之后，土地就属于士绅所有了，百姓自然就不需要给官府缴纳杂役钱，也不需要服劳役了，当然作为钻空子的代价，百姓需要向士绅缴纳一定的钱粮，可是那也比交给官府的少，相当划算。而对于士绅们来说，这样的土地就跟白捡的一样，并且士绅们根本不会按照朝廷的规定那么操作，士绅们会各种操作，别说杂役钱了，他们连田税都不缴纳！
随着时间的发展，投献在当地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变得非常平常和完善了。具体做法就是双方在投献之前，商议好每年的地租和土地使用年限（永佃田），然后百姓低价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士绅，自己再成为士绅的佃户。经过投献之后，百姓其实种的还是自己家原来的那块地，只不过其名义上属于士绅了，但是百姓却可以继续耕种，每年只需要交给士绅一定的地租就行了，不需要再向官府缴纳许多税赋。即使“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
这也就是后来的说的田骨田皮分离制度。
而士绅们为了吸引百姓主动投献土地，每年所收取的地租，要比官府收的税少许多，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来投献，毕竟他们又不需要任何成本，只需在家中坐等，就有人主动送田送钱，实为美事一桩。而且双方的这种合作是有相关的文书来认证保证的，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百姓土地投献以后，被士绅吃干抹净不认账的风险，这为投献者解决了后顾之忧，因此，投献之风在明清两代非常盛行。
据相关学者估计，明朝初期造册登记的赋田约有857万顷，但是经过地主豪强的兼并和投献，至弘治十五年时，明朝在册的赋田居然只剩下422万顷，比原先足足减少了一半多！而这里面的很多土地，就被百姓们投献给了不交税的士绅们。“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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