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清晨六点半，星城市委办公楼灯光未灭。
加了一个通宵班的李一凡站在八楼阳台，身后桌面上摆着那份厚重的纸本建议稿，标题赫然印着：
《关于在重点城市设立“国家级政策试验区”的请示意见》
不是汇报工作，也不是请示，而是建议——一种直面顶层的制度建言。
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意见，而是一次地方主动“出牌”的姿态。
过去一年，星城市以科技试点、干部考评、招商机制三位一体，已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形成话题效应。但这些成果若不能转化为制度模型、纳入政策源头，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地方经验”的范畴，被上层权力所界定、所选择性采纳。
李一凡要打破这个天花板。
他要让星城市成为出卷人，不是被测评的对象，而是参与“命题”的那一个。
上午九点，市委常委会召开。
比起往常，这次会议少了汇报，少了套话，只有一项议题：
是否支持将“国家政策试验区建议稿”正式上报中央？
会议室沉默了整整两分钟。
赵斌第一个打破沉默：“书记，我支持。我们早该这样了。”
随后是产业基金指挥长林晓峰：“我们不能再指望谁替我们总结经验。我们得自己写、自己送、自己推动。”
但也有不同声音。
副市长唐德良皱眉：“中秧不会轻易采纳地方模式，尤其是来自一个地级市的。”
“我们贸然送上去，会不会……显得太激进？”
李一凡平静回答：“激进和怯懦，都是政治选择。但唯独等待——不产生结果。”
他扫视全场：
“他们不采纳，那是他们的事；我们不交上去，那是我们的责任。”
“这不是赌输赢，是我们该不该参与国家决策底层设计的问题。”
“我们要让上面看到——地方不只是执行者，地方也可以是推动者。”
最终，常委会一致通过。会议纪要明确写下：
“原则通过《国家级政策试验区建议》，即日提交。”
与此同时，星城市高新区政策智库中心。
赵维康正在向一组新大夏社驻地记者讲解试点政策逻辑。
“我们不是要让中秧承认我们好。”
“我们是让他们承认——这条路，有效、有结果、有模型可复用。”
“这不是成绩展示，是一次建模递交。”
他把几个过去两年做出的关键数据贴在墙上：
? 中微：三期基金投入回报倍率1.87
? 凡星投资参股企业研发转化率78%
? 高新区新引入项目落地周期由平均17.5个月缩短为6.3个月
? 干部双向挂职履职完成度提升23.6%
“这些不是数字。”
“是系统运作出来的成果。”
“既然能跑起来，我们就该总结出来，让别人照着做。”
就在建议稿送出当天，潇湘省审计厅送来一份“审计预通知”：
“将对星城市近三年科技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涵盖所有产业基金、企业直投通道与市属平台融资计划。”
赵斌接到这份通知后眉头紧锁。
他知道，这不是寻常审计，而是一次精准设卡。
他们知道星城市的资金池子正是“玩法所在”，一旦搞出合规瑕疵，就能在中央面前制造“不稳定信号”。
李一凡看完通知，笑了。
他只是淡淡一句话：
“想查，可以。”
“让他们带着调研组的人一起进来。”
“看我们花了多少钱，也看我们成了多少事。”
与此同时，外交战线传来消息。
中微科技收到德国图宾根大学、瑞士洛桑理工联合发起的邀请，拟参与2015年“全球量子材料标准设定联盟”。
更关键的是——这一次不是科研合作，而是正式列席“标准制定委员会”。
在国际科技体系中，这意味着中微的工艺参数、接口逻辑、实验流程，将被写入全球通用技术协议。
这不是“参与全球化”。
这是牵头塑造全球工业文明底层参数体系。
李晓薇第一时间拿到文件，找上李一凡。
“我们这次不用再低头说自己‘只是民用’了。”
“这一次，他们是主动站在我们那条线上。”
“而我们，可以开始定义什么叫‘技术的合法性’。”
李一凡点头：“外交部知道了吗？”
“已报送。”李晓薇回答，“我们建议将中微列入外交部与工信部联合推动的‘国际标准主张型企业库’。”
“他们原则同意，表态明天会对外发布简报。”
当晚，市政府大楼八楼，灯火通明。
李一凡将中微参与国际标准会议的邀请函复印四份，交给赵斌、林晓峰、赵维康与市委宣传部。
“这是第一块敲门砖。”
“从今天起，凡是参与全球标准体系的企业，星城市一律视为‘重点护航企业’。”
“不是招商，而是战备。”
赵斌问：“外交部那边是否担心对美欧释放不必要信号？”
李一凡摇头：
“他们自己做的系统不稳，还想定义我们该怎么走？”
“让他们看清楚，未来科技格局，不是他们给我们打分。”
“而是我们参与定义他们还能打什么分。”
10月25日，文件送达人事部政策研究局、国务院办公厅政策司、科技部体改司。
与此同时，星城市已通过产业频道放出风向：
“一座城市，不该只是政策执行单位。”
“地方，也有参与国家设计能力的权利。”
李一凡站在会议室窗前，望着下方灯火通明的城市，轻声喃喃：
“这不是我们求来的未来。”
“这是我们亲手定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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