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批准了这个计划，同时批准的还有在西域地区大规模建设“坎儿井”的计划，以及开通塔里木运河的百年计划。
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沟通黄河和西域内河水系，让广大的西域地区不再缺水，同时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发展西部内河航运，降低西征的后勤补给难度。
黄河和塔里木河之间距离遥远，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包括山脉、高原、沙漠、戈壁等。
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进行运河挖掘，需要克服诸如山体隧道开挖、沙漠地基处理、高海拔地区施工等诸多难题。
而且该区域气候干旱，降水稀少，蒸发量大，这对于运河的水源供应和水量保持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好在在这个时代，西域的气候地貌还没有后世那么恶劣，西域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内河河流和绿洲湖泊。
同时西域地区的地下水和冰山融水也比后世丰富，这为开凿塔里木运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工程本身就是个生态工程，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航运和灌溉，而是为了调节西域的干旱气候。
如果能完成，那么至少后世的大面积荒漠是不会出现了。
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星罗棋布的西域三十六国也不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况且，在黄巢规划的中华帝国版图里，西域本身占有重要地位。
想要中原长治久安，那就得把西域治理好。
否则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少数民族就会离心离德，骚扰中原，乃至再发生神州陆沉，腥臊遍地的情况。
黄巢为什么一上台就要搞水利呢，原因非常简单，在接下来的一到三个世纪里，东亚地区的气候会逐渐寒冷、干旱，如果不赶紧把水利搞起来，那么就等着胡儿南下、汉土沦丧吧。
要知道历史上，从五代开始，汉族丧失北方领土将近500年，直至朱元璋才重新收复北方。
黄巢可不希望自己的秋叶海棠还没有盛开，就变成蜗居江南的下场。
当然黄巢要搞得水利工程远远不止有提到的这些，事实黄巢准备把建国之后50年内的财政预算的10%都投入到水利工程上。
这将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创举，黄巢要一次性的把后世出现的千年隐患一起根除。
同时，开发大规模开发南方的计划也提上了日程，特别是针对岭南地区，这将是未来的海上经济中心。
所以，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就成为了黄巢的核心计划之一。
当然要想执行这个计划，首先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胡商。
因为此时的广州已经基本沦为异域。
安史之乱发生后，整个中原大地一片混乱，唐朝被迫抽调各地大军勤王，其中也包括驻扎南方的唐军。
阿拉伯、波斯商人见广州唐军实力减弱，贪恋财富的他们悍然发动袭击，劫掠了广州。
《资治通鉴》记载，“（758年）大食、波斯兵围州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逃，两国兵遂入城大掠仓库，焚烧房舍，然后乘船浮海而去。”
也就是说，一群被大唐帝国允许居住在广州的阿拉伯人曾短暂占领过广州，然后血洗，死伤者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里还生活着大量的人间毒瘤——犹太人。
事实上，广州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开启发迹之路。
特别是在秦军残部建立的南越国时代，已经有部分来自印度和希腊世界的商贾航行至此。
不仅为当地土特产奉上真金白银，还别有兴致的带来过西式立柱构造建筑，大为美化了原本平庸无奇的君王宫殿。
即便南越政权在稍后为汉武帝的远征军所攻灭，这条源自红海-波斯湾流域的水运贸易也不曾有过中断。
甚至在南北朝时代还有进一步拓展，成全了法显和尚的登船回乡之旅。
公元589年，新建立的隋朝在兼并北方各邦之后，又发兵攻打了江东的陈氏南朝。
先前还一直对建康方面保持松散效忠的岭南，在首领洗夫人的号召下改换门庭，成功为王师解决了据守江西的豫章太守。
至此，广州城也随整片区域一同北附，并安然度过了隋炀帝统治末期的天下大洪水乱局。
相比早年的隋朝杨氏，新建立的唐朝在某些方面相对管理宽松。
一方面是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都集中在北部各州郡，没有给东南各地附加太多的防务开支。
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外招商引资，频繁招抚各类胡商来几个重点区域发展经济。
在江淮流域以南的广袤区域内，因当时被开发的土地较为有限，所以更容易形成人口集中现象。
于是，广州便继续充当岭南一带的最大口岸，亦如扬州在长江流域的关键性地位。
此外，西方世界的几轮重大变迁，也时刻丰富着唐朝广州城的外贸资源。
首先是中亚强权萨珊帝国的策略转换，让更多波斯商人得以从海上直抵珠江口两岸。
这是因为他们刚刚利用地缘优势，在印度洋东部的角逐中胜出，彻底驱逐了来自东罗马的希腊商人和来自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竞争者。
所以很快就在印度次大陆建立商业定居点，并将类似的模式一路向东传导至唐朝境内。
期间还夹杂着不少逃入波斯境内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和犹太人。
因此，广州也出现了类似长安的大面积蕃坊，以便持不同信仰的胡商们都能愉快住下。
到了公元651年之后，萨珊波斯被突然崛起的阿拉伯帝国攻灭。
从而制造出更多浮海出逃的流亡者，分批选择定居在印度或东方其他港口。
稍后，新进的穆斯林商团也顺着相同道路而来，也顺理成章的在广州拥有自己的独立蕃坊。
尽管分外眼红双方经常在海上火拼搏杀，但都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没有到陆上定居点内制造恶性事端。
随着时间流逝与老派人士的凋零，彼此间的矛盾也就从血海深仇降格为比较纯粹的商业竞争关系。
当然，以上风波的最大受益方，还是坐享地主之谊的广州城。
胡商数量的日渐增多，无疑会让原本的边境港口收获到更多贸易份额。
甚至还开辟出本地的养蚕产业，大量出口到缺乏原材料的印度和西亚各地。
而且对方来自不同地域，拥有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彼此间又能被再分为更多小团体。
所以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不服管理的强大势力。
地方官也乐于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不加干涉，只需满足朝廷指标并中饱私囊，便能继续与之相安无事。
这种纵容，使得广州的胡商日益嚣张，特别是在含元殿政变之后，广州的胡商竟然还敢收留唐朝余孽，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皇帝坟头跳舞啊。
这要不狠狠地整顿一番，又怎么敢放心大胆地把广州当做南方经济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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