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班，余良匆匆吃了几口饭后，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向刘家沟走去。刘农就在刘家沟住。
刘家沟离矿不远，就在矸石山后面五六百米的地方。村子不大，村口有几棵高高的白杨树，村中新房、旧房相互交错，新房虽然不多，但大多修的很气派，高门大户的，给人一种富裕起来的感觉。旧房子还占大多数，通常就是几间低矮的平房，被几棵果树和大榆树环围着，木板钉成的院门用红漆刷了刷，构成的一个个农家小院。
余良走进村子里，尽管还不到下午四点钟，街上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偶尔只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子从身边匆匆而过。
余良一直往前走，快走到村西尽头了，才看见一位老人坐在门口的墙根下，悠然自得的晒着太阳。
“大爷，您晒太阳呢。”余良赶紧走过去，笑着和老人打着招呼。
老人睁开眼，看了看余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大爷，今年收成不错吧。”余良继续问着，想找一个合适的话题。
“还行吧。”老人回答着，动了动身子。
“大爷，我向您打听一个人，他叫刘农，也在这个村子住，您认识他吗？”又聊了几句后，见老人谈兴不高，余良索性单刀直入。
“刘农？你找他干啥？”老人这才睁开了眼睛，有些警惕地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有事找他。”余良回答道。
“朋友？他从小不学好，游手好闲，能有什么朋友？”老人似乎对刘农很不满。
“那他没犯过什么大事儿吧？”余良接着问。
“大事儿倒没犯过，要不严打早被抓走了。”老人回答。
“最近他表现怎样？”余良又问。
“最近一段时间倒还老实，也不知道是不是改好了，昨天还听人说帮着邻居拉煤来着。”老人答道。
两人正说着，忽然从村西口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有小孩掉水塘里啦，有小孩掉水塘里啦！”
余良循声望去，见不少村民正向村西口跑去，余良也赶紧跟了过去。
老人也站起身来，拿起旁边的拐棍，也急着往村西口走。
村西口有一个水塘，是一个50多米长、40多米宽的不规则四方形水塘，岸边稀疏地散布着几株柳树。由于是初冬时节，村外的风很大，余良通过水塘中波纹涌动的样子和水的颜色判断，深度应该在四五米左右。
水塘边，已聚集了不少人，正慌乱地找救人的东西。在水中，一个落水的男孩正惊慌失措地在水中挣扎，在大风和男孩挣扎的合力作用下，男孩背朝中心方向，脸向着岸边，正一步步滑向水塘深处，身体也在逐渐下沉，情况十分危急。
突然，一个熟悉的的身影，从岸边一个人手中一把抢过绳子，快速往腰间一系，扑通一声跳入水中，快速向男孩游去。
岸边的几个人赶紧把另一侧绳头紧紧拽住，一个人跑过来，又在上面接了一根绳子。
“是刘农？”余良心中涌起一阵感动。余良虽然从小练功，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旱鸭子，此时站在岸边，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刘农水性不错，扑腾着水花，几下就游到了男孩身边，从后面一把抓住男孩，把男孩向自己怀里慢慢一拉，迅速转身向岸边游来。
岸边的几个人赶紧拉紧绳头，把两人向岸边拽去。
到了岸边，刘农抱起男孩，沿着水塘的斜坡，踩着脚下的淤泥，在众人的合力下，爬到了岸边。
到了岸边，几个有经验的人马上过来，从刘农手里接过男孩，仔细的检查了起来。
刘农瘫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全身衣服已经湿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一个老大娘过来，把一件旧棉袄披在刘农身上，一个年轻人从怀里掏出半瓶酒，递给刘农，让他先暖暖身子。
经过一番检查，落水男孩并无大碍，只是呛了几口水，受了一些惊吓，很快便被众人送回了家。
“哎，这孩子的父母都去外地打工了，家里只有一个上了岁数的奶奶，奶奶天天忙，孩子没人管，还淘气，天天和别的孩子在水塘边玩，一不小心就发生了这事儿，幸亏刘农把孩子给救了。你可把你家孩子看好了，万一出现个好歹，就迟了。”一个老汉教训着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点头称是。
余良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
中国的九十年代，是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是一个兼具告别和拥抱的时代。改革开放使得社会进入到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落后的人口慢慢的向经济发达的地方流动，人们逐渐走出旧的生活圈，走进了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大都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群体—— “农民工”，同时也衍生出了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为了生计远走他乡离开年幼的孩子，外出打工，用勤劳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这些年幼的孩子却留在了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多由祖辈照顾，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他们的的全面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今天这个落水男孩，或许就是他们中的一个缩影。
休息了一会儿，刘农这才把脚上的鞋一脱，拿在手里，站起身来，披着棉袄回家了。
余良站在人群中，望着刘农远去的背影，心中打定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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