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底的时候，广州革命政府计划将存放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11万元税款取出，准备用作军费，客户取自己的存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结果该行居然百般推诿，最后居然携款潜逃，拒绝办理南方革命政府的取款业务，让孙中山大吃一惊。
为啥会发生这种事情？看看中国银行的背景就会知道，中国银行由大清的中央银行“国家银行”改制而来，大清灭亡之后，中国银行历来效忠于北京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和日本人关系一直纠缠不清，中国银行历任总裁和日本人也源远流长，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要打倒军阀，中国银行的主子们会同意吗？不背后拼命捣鬼才是怪事，所以就出现了刚才说的奇景，客户要求取存款，银行居然捐款潜逃的奇葩事情。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本来革命经费就不好筹集，好不容易筹集到的经费，到使用的时候，银行居然使绊子，这还是中国人开办的银行，如果是外国列强开办的银行，那不更加不靠谱？怎么办？必须开办革命政府自己的银行！
开办银行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开办银行的本质就是取信于民，让大家相信你说话算数，拿着你印刷的钞票，在市场上可以买到需要的货物，银行随时可以兑换银元，稳定和守信是开办银行必备的条件。
开办银行需要浑厚的准备金，啥叫准备金？就是印刷的每一张钞票都需要有对应的银元做支撑，如果坚持这个原则，持有钞票的人随时都可以到银行支取银元，大家就会对该银行发行的钞票非常有信心，大家都有信心了，就会乐意使用该行发行的钞票，信心这玩意是可以链式传播的，越多的人有信心，就会越多的人使用，使用的人多了，银行就可以发放贷款，收取利息，经办汇兑业务，收取手续费，滚动之下，利润丰厚无比。
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每个军阀都垂涎三尺，但是为啥他们都不去开办银行呢？原因也非常简单，在民国时代，军阀之间经常开展双打和混合打，城头变幻大王旗，地盘从来就没有稳定过，急眼的时候，军阀们恨不得连裤子都当了拿来买军火，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护银行的信誉，地盘没了，命就没了，要银行干啥？何况开办银行需要有专门的高端金融人才，这些粗鲁的军阀根本就难以入这些人才的法眼，军阀都是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家伙，跟着有啥好？
但孙中山是革命家，他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眼光非常长远，虽然在1923年底的时候，地盘军队之类的条件都还不成熟，筹备成立银行好像为时过早，但他已经提前开始布局了，首先解决了人才的问题。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贫穷落后，饿肚皮的人到处都是，识字的人实在太少，何况懂金融的人才？那玩意只有出国才能学到，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但孙中山有门路，孙中山的夫人是宋庆龄，宋庆龄有个弟弟叫宋子文，1923年的宋子文才29岁，不过履历可谓精彩，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还在美国华尔街混过一段时间，对世界最牛的金融机构运作模式有所了解，1917年回国后，已经在国内5家大公司工作过，工作经验丰富，这份履历，拿到今天也是牛皮哄哄，何况上个世纪20年代？
从宋子文跳槽的频率可以看出，小伙子当时混的并不是很得意，其实，在决定加入姐夫孙中山的团队之前，宋子文对孙的造反事业并不看好，否则早就加入了，从学校毕业六年后，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宋子文遍体鳞伤，同时也激发了他内心的斗志和欲望，既然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何不加入姐夫的造反事业呢？虽然风险大，但是收益高啊。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宋子文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开挂的人生即将开始，孙中山从未成功过的事业，在宋子文加盟之后，居然迅速有了起色，随着国民党的成长，宋也由一个上海滩默默无闻的银行经理，成长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权倾天下，后来更是蜕变为贪得无厌的金融大鳄，成为民国四大家族之一宋氏家族的掌门人。
话题再转回来，人才有了，还需要钱，孙中山从苏联那里借了1000万元，又从别的金融机构借了一点零碎钱，用来印钞和运营费用，选了一个吉利的日子，1924年8月8日，成立中央银行董事会，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任董事长，宋子文任中央银行行长。
成立银行就会发行钞票，尴尬的局面出现了，广州革命政府的这个中央银行毫无信誉，老百姓集体用脚投票，拒绝使用，连带反应就是，政府官员也拒绝使用这种钞票，拿着钞票到市面上买不到东西，这种钞票不是废纸是什么？咋个用？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军阀割据，当时整个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银行，就拿广东这块地方来说，市面上流行各种各样的“硬通货”，比如银两、银元、铜钱，有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有广东省官办银行发行的纸币。
金属硬通货就不说了，大家都认账，外资银行本金足、管理好，老百姓拿着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随时可以足额提取对应的银元，外资银行发行的货币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混战时期，军阀们为了多买点军火，盗坟掘墓抢银行啥都干，军阀们不敢抢外国人的银行，本国的银行抢起来就毫不手软，广州官办银行就被抢过，准备金被抢走了，老百姓拿着广东银行发行的货币无法兑现银元，兑换不到银元的纸币就是废纸，市场上谁都不会收，很快名声就臭大街了。
有了这个先例，老百姓对政府办的银行就有了警惕心，现在广州革命政府跳出来，说自己办的银行本金足信誉好，没一个老百姓相信，眼看着办银行开局就不利。
培养信任本来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双方的信任关系，革命工作只争朝夕，如何能容忍猴年马月的拖延？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
在1924年8月，广州革命政府已经在形式上拥有了广东地盘，有了地盘和枪杆子，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宣布在广州革命政府管辖范围内，只有广州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合法的，其他货币非法，使用非法货币者将受到严惩。这就是拥有政权的好处，很多军阀就喜欢这种搞法，用银行印刷的破纸片换走老百姓的家当，明抢豪夺。
广州革命政府显然不是军阀，宋子文宣布，凡是持有广州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人，随时都可以支取等额银元，为了方便兑换，银行星期天都不休息，还委托其他8家商业银行代理兑换业务，童叟无欺。
一招立威，一招立信，两招齐下，广州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终于在市面上开始流通起来了，局势一天天好转起来。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遇刺，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廖是国民党老大候选人之一，位高权重影响大，如此重要的人物遇刺，就如同在广州引爆了一颗巨型炸弹，强烈冲击者群众对广东国民政府的信心，大家纷纷到中央银行挤兑，生怕来晚了，手中的钞票变成一张废纸。
搞银行最怕的就是挤兑，一旦准备金不足，银行只能拒绝兑换，只要银行拒绝兑换一次，民众对银行的信心就会彻底丧失，该银行发行的纸币就会沦为废纸。
新生的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树立民众的信心，宋子文下令照兑不误，还将每天的营业时间延长两个小时，方便更多的人前来兑换，在事实面前，群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只花了两天时间，民众不但停止了挤兑行为，还进一步提升了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国民政府终于把中央银行稳住了，但开银行只是手段，统一广东的税收和财政才是目的，如何统一？很简单，收回各种军阀在广东的征税权。
看过前面文章的小伙伴们应该知道，南方革命政府的军队是由南方各地的进步军阀构成的，军费支出也由这些军阀在部队驻守地征收，广州国民政府对这些“下属”部队的约束力非常低下，要收回这些进步军阀的税收征管权谈何容易？当军阀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收税，和军阀谈这个话题容易伤感情，极有可能翻脸，不收回来又何谈统一税收和财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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