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阴暗潮湿，弥漫着沉闷气息的看守所号房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号房的墙壁仿佛被岁月侵蚀得斑驳不堪，透着一股压抑的冷意。
微弱的光线从狭小的窗户艰难地透进来，却如同一缕微弱的希望，在这沉重的阴霾中显得那么无力。周围的19个嫌犯，犹如幽灵般，面孔狰狞，大多数身上文龙雕凤，那夸张的图案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曳，仿佛是黑暗中的恶魔。
我独自蜷缩在角落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迷茫。一年来，这狭小的空间里，除了我，始终没有安排一个经济嫌犯或职务嫌犯进来。
我猜想，这大概是看守所领导的刻意安排所致。
然而，号房的这些嫌犯们对我却并无敌意，相反，始终充满了好奇。也许是看管民警龚正义的特意招呼起了作用，我不但无需做事，甚至还有专人照看，这让我紧绷的精神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在这难得的宁静中，我拥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反思审查过程中的种种经历。龚正义，一位年轻且富有正义感的民警，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疏导我的思想，帮助我调整情绪。通常，在他当班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五点这两个时间段，只要他在，定会如此。
每次走进龚的办公室，那明亮的光线与号房的昏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仿佛从黑暗的深渊中暂时挣脱出来。办公室里的布置简单而整洁，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些规章制度。龚总是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关切和理解。那温暖的目光，仿佛是一束阳光，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角落。
那时，他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让我有机会向他倾诉内心的不满与愤怒，释放那积压已久的悲痛情感；其二，让同监舍的嫌犯们看到管教干部对我的关心，使他们不敢轻易地欺负虐待我。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这让其他同监舍的在押人员羡慕不已。这样的氛围，持续了大约半年之久。
每次龚正义喊我去他的办公室，都不会把我当作嫌犯看待。他总是让我和他平行而坐，或者坐在他对面的桌旁的凳子上，自然而然地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起初，我对他总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他不想开启的话题，我绝不会主动去问，话题的开端通常都由他提起。一方面，我生怕给他这位管教带来麻烦，那样我就会失去出监室透气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也害怕再次遭遇像在审查阶段某些人那样的骗局。
有一次，龚好奇地问我：“看了你的材料，你怎么会这样处理问题呢？”我心中猛地一紧，如同被重锤敲击，反问道：“您这样说什么意思？您认为是我个人的原因才导致眼下的结局吗？”
龚回答：“难道不是吗？”我摇摇头，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眼神中满是迷茫与痛苦：“龚管教，您可能没有在审查人员的岗位上做过，所以您不理解我当时作为被审查人员的处境和经历。”
龚接着问：“难道他们一开始就体罚殴打你吗？”我再次叹气，声音中充满了疲惫：“那倒也不是。”
龚又说：“我说嘛。不要说你当时是副局长身份，就是现在，我们作为看管民警也不能对你们这些被看管人员进行体罚和殴打，包括审讯过程。”
我回应道：“在看守所的审讯过程要求全程录像，而在审查时是没有录像的。”
龚说：“按要求也应该全程录音录像的。但这些东西都是做给人家看的。中间过程也可以关掉或针对性的使用。主动权在办案人员手中。”我不禁反问龚：“我说在审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对我实施了体罚殴打，你信吗？”
龚正义说：“我当然信，但不是一开始，而是在他们掌握了你一部分行贿受贿事实以后，而这一部分事实起初都是你自己主动交待出来的，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我沉默了许久，脑海中如走马灯般闪过那些不堪回首的片段。号房里的压抑气息仿佛又涌上心头，那些狰狞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缓缓说道：“是的。因为在4月14日下午，董敬高为组长的三人小组成员就找我核对过关于三次送施有为儿子的钱物之事。”随后，我将董敬高及办案组成员第一次找我谈话的过程以及在5月22日之前董敬高透露给我说办案组准备再找我核对材料的情况，详细地向龚警官叙说了一遍。
龚正义听完，眉头紧皱，若有所思，不再言语。
我接着说：“令我不解和不能接受的是，当办案人员第二次找我时，包括董敬高在内，根本不是所谓找我来核对材料，而是抓住我曾送过施有为儿子施行三次钱物的事不放，并谎言说他们接到人民来信，有人揭发我有经济问题，存在受贿行为，让我主动交待我从1995年至今以来收受贿赂的行为及过程。
我坚定地说没有，并当即写了保证书，让他们去查去对，如查到或发现问题，怎么处理都是我咎由自取，决不反悔。
他们不信，一个劲地紧缠不放。三人一个小组，组成三个组，不停的往下追，先是不让我出门，再是不让休息，进而不让坐着对话，站了一夜不让睡觉，开始实施体罚，后来逐步升级进行体罚殴打。”
龚正义说：“我今天跟你随便聊聊，让你有倾诉的机会，你看仅我们俩人，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录像，主要让你释放情感，你不要介意。
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你先主动交待了一些事以后，他们才对你改变态度的，不可能你什么事都没有说，光凭第一次谈话内容或所谓的人民来信，就对你采取上述措施的。”
他的这番话让我心头一震，原本稍稍放松的心又瞬间谨慎害怕起来。
我暗想，他是不是又采取的新的欺骗手段，像某人那样先麻痹我的防备之心再来摸我底细，看我有什么打算，将来再给我个对抗审查的罪名。
然而，再仔细一想，他仅一人，什么也没有，录音录像都没有，即便我现在说了，他又能拿我怎样？反正已经关进了号房了，再坏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于是，我便毫无顾忌地讲述了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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