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家湾到黎家坪幼儿园直线距离约一里多地，但要经过田垅、穿过马路、在毛屋晒谷场向山上走，因为幼儿园在半山腰，这就不止一里地了。幼儿园设在一栋土墙青瓦房子里，大厅是孩子们吃饭和室内活动的地方，几个房间里都是上下铺的木板床，孩子们晚上就在这些木板床上睡觉，一个房间里睡十几个孩子。菜以各种小菜为主，很少有肉吃，但米饭管够。几个老师是大队安排的年轻一点稍有一点文化又懂得照顾孩子的妇女，不下雨时在地坪里带孩子们玩游戏，拍一拍小皮球，下雨就在大厅里教大家唱歌。
我是幼儿园里最不安份的孩子，虽然只有5岁，但胆子大得出奇，只要老师稍不注意，就会从幼儿园里偷偷跑出去，回潘家湾找婆婆了。因为幼儿园出了大门就是野外了，不像现在的幼儿园有围墙、栏杆、保安的。一次，婆婆要姑姑送我回幼儿园，我不愿回去，姑姑抱起我就走，我拼命地在姑姑怀里挣扎，手不断地打姑姑，气得姑姑在我的屁股上就是一巴掌，我便放声大哭。婆婆听到我的哭声，从屋里追出来，要姑姑把我抱回家，说不去就算了。姑姑说：“不能依惯了他，以后更难管了。”硬是不顾我的哭闹，强行把我送回了幼儿园。
不过也奇怪，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闹过不回幼儿园了，只是偷跑回家仍少不了。这天傍晚，我自己离开婆婆身边回幼儿园，一路走一路唱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握握手，大家都是好朋友。”过了马路，来到毛屋晒谷坪，看见妈妈在收稻谷，她端着满满一撮箕稻谷往风车斗里倒，一个女社员摇着风车，空壳飞出风车，饱满的谷粒哗哗地流进箩筐里。
“妈妈！”我叫了一声。
妈妈听到我喊她，从风车边走了过来，说：“太阳要下山了，乖，快回幼儿园里去。”
“好！”我转身就往山上跑。
“慢点跑，不要摔着了。”妈妈在我的身后喊。
回到幼儿园，大家正在准备吃饭。老师见我回来，立即给我洗了小手，让我坐到桌子边，我刚拿起筷子，只听一个老师叫我跟她走，说：“快，你妈妈摔了。”
我跟着老师往山下跑，嘴里问老师说：“我刚刚还看见我妈妈在收稻谷呀，怎么会摔了。”
老师说：“我也不知道，快走吧，去了就知道了。”
老师把我带到一个仓库，只见那里围了很多人，我挤进人群往里一看，妈妈倒在地上，一个人正用白布包着她的头，白布上渗出好多血。“妈妈！”我叫着扑了过去，老师连忙把我抱住了。
有人拿来一副杠子，在杠子上安装了一个躺椅，有一个男社员把妈妈抱上躺椅，大队长立即叫两个男社员抬着妈妈往县里医院送。
这时，我才听人说，妈妈是到仓库二楼挑谷准备明早去城里送公粮，在避让人时，对方担着的一担谷子不慎碰断了木制栏杆，妈妈正站在栏杆边，栏杆一断，她便从一丈多高的二楼倒栽葱似地摔到了地下，幸好下面是泥巴地，不然，头先着地的妈妈就危险了。
我随老师回到幼儿园后，一个晚上也没睡着。天亮后，我第一次跟老师请了假，一路跑回潘家湾，要婆婆带我进城看妈妈。婆婆给我换了一件衣服，吃了早饭后，就带我去县城人民医院。在医院里，我看见爸爸坐在妈妈的床前，妈妈的头肿得好大，怪吓人的。但妈妈已经清醒了，她看见我和婆婆来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说：“妈妈，你疼不疼？”
婆婆说：“傻瓜，妈妈头肿得这么大，怎么会不疼！”
从医院回家后，大队长来找婆婆，只听他说：“祝婆婆，听幼儿园的老师讲，小明老是偷偷跑回家，我怕他过马路出事，将来没法向他的爸爸交待。这样，从明天起，小明就不要去幼儿园了，由您老人家带着他就行了。”
我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噢，我不要去幼儿园了！”
妈妈在县城人民医院、唐家园诊所两个地方进行治疗，那些天里，大队每天都会派两个男社员抬着她去县里或唐家园。40多天后，妈妈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又重新投入到繁重的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了。
1966年9月，我在浏阳一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并于10底上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11月底返回学校后就回家了，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开始学习种田了。
妈妈承包了生产里的一口大鱼塘，我除了每天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生产外，有空也会帮妈妈割鱼草喂鱼。年终分配时，我家第一天破天荒地成了进钱户，而且排在进钱户的第二名。当妈妈从出纳员手里接过88.56元人民币时，在场的社员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因为，我们家里过去一直是欠钱户啊！
我在生产队劳动了3年，在这3年里，我和妈妈以及两个妹妹通过劳动，一直位居生产队年终分配进钱户的前几名。1969年12月，我参军入伍，住在我们生产队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说：“小明一走，只怕这个家又要吃救济粮，成欠钱户了。”
妈妈听了这话后，很是生气，说：“不要看不起女人，我们年终分配见！”我走后的第一年，妈妈白天在队里出工，晚上在自留地里点灯种菜，两个正在上学的大妹和二妹每天清早割一担牛草后才去学校上课，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或在寒暑假里，两个妹妹都会努力去挣工分。到了年底，我们家依然是进钱户，惊呆了大队副主任和全体社员。华佬哩是欠钱户，他气得当众骂自己说：“夹卵的还不如人家夹屄的，我他妈的干了一年，还要给队里找钱!”
妈妈没有上过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可在七十年代初，竟然被社员选为队干部，担任出纳员。她公私分明，公家的钱从不乱动一分。有一次，生产队里送交爱国茶油得到197.68元钱，她把钱锁在大衣柜里。第二天妈妈出工后，一个小偷撬开后门进到屋内，将柜子里的钱偷走了。报案后，公安人员询问妈妈时，妈妈准确地说出了钱的数量和存放的位置。个别社员怀疑是妈妈私吞了这笔钱，背后议论纷纷，妈妈心底无私天地宽，不把这些议论放在心上。一个月后，公安把案子破了，社员们更加信任妈妈了。
我后来从浏阳调到张家界，又从张家界调到长沙，期间，多次想接妈妈到身边生活，可她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舍不得离开生她养她的那片热土。她常说：“只要你们在外面工作得好，我就放心了。”
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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