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需要胡惟庸与李善长联手以应对浙东士族与其它势力的时候，一切都相得益彰。
作为不可缺失的核心成员，李佑因此在团体中风生水起。
而当下政局再度变幻，被视为弃子的胡惟庸被抛弃，随波逐流的李佑也终将在暴风停止后遭受倒击。
如此至关重要之人在面对维护家人的需求选择自毁，看似理所当然之事，却是众说纷纷的根源。
正是这种共同认知，在听到李佑之死后，仅在帝都激起一阵怒火并未深入追责。
尽管群臣对外表示对此事有所惊慌，但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将其视为严重事件，甚至到最后，即便面对朱元璋的默认态度，众人也只是将此事视为安抚朝堂不安局面的一种暂时手段。
然而，当得知最初秘密传递消息的人是封绩时，事情的风险系数迅速提升数十倍。
假设按照之前的定性报告，李佑是因为面对强烈审问压力无法承受，故而主动选择了自尽。
那么问题仅存在于缉查科一方，朝中的其他权力结构并不会受到指责。
但是，缉查科此时却意外地发现了这一情节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他们内心产生了不同的判断和考量。
而徐允恭所思所想，并非止于此。
在他看来，消除对锦衣卫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并不太关键。
这毕竟是一次前任总督留下的问题，对他徐允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然而，在其他领域中，他作为一个特殊的代表，同样承担着重大的身份。
他并非仅仅因为担任锦衣卫司令员而在其上。
事实上，在这一职位上之外，他的身份还极为重要——他不仅是徐达长子，同时也是魏国公府无可争辩的 ** 。
尽管由于工作缘故，在日常生活中不经常回家拜会父亲，但他依然保持关注家庭事务的习惯并不因此缺失。
国公府的孩子掌握一些有关宫廷 ** 的信息其实不是太难的事，尤其是在像这种充满政治风云和家族影响力的环境中更是如此。
锦衣卫本是一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机构，手中拥有迅速准确的消息来源，使他对朝廷动态的了解几乎与朝中中枢部门媲美。
由此看来，徐允恭深知胡惟庸案件拖得过长，已经到了让皇上感到不满意的地步。
即便现在大部分的政治压力仍然存在于朝堂内部——尤其是徐达那里，但不论以“魏国公子”或“总督”的形象，他清楚地预见最终这个结果会直接降临到自己头上。
因此，在理解此理之后，徐允恭在前往见胡轲这一天前已开始了对胡惟庸的案进一步调查的筹划。
明朝政治舞台上，因胡惟庸的事件已经动荡多年，在面对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如果不尽快平息此局势，则会导致今年的大环境变得艰难起来。
而“封绩”这位人士的角色太过关键、敏感，徐允恭站在现有角度上看，以封绩为突破口则是当下最好的切入方案。
作为胡惟庸的核心人物，在胡惟庸出生之后，非但未遭殃，反而是通过隐蔽途径，潜入皇家拘留所。
这不仅仅展示了封绩的高明与后招，更表明他的存在证明了胡惟庸势力并未彻底被一窝抓净，甚至连皇帝预期也无法达到。
事实上，朝堂上反对胡惟庸势力的实际强度要超出人们的普遍预期很多。
他们不仅有能力暗地派出一位朝臣犯，通过此人向外界传播自己的主张，他们的团体还有着相当的决心和力量。
这是不仅仅是孤注一掷的表现，他们的冒险举动实质也是以某种方式向众人证实，尽管可能即将失败，但他们仍然具备强烈的抗争力。
而这批即将被视为半个“失败者”的人物却能在危机四现的情况下展现出如此鲜明且暴露自身踪迹的动作——这其中包含复杂性，更显示出他们在挑战和逆境中，寻找继续坚持的理由。
这些动作或许预示他们内心深处的抵抗决心尚未被真正击败，在等待机会时展现出来的真实面目。
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险峻，但却仍愿意尝试以各种手段，将潜在的力量和希望在动荡时刻里维持。
这一行动也象征了一种坚韧，面对困境仍选择继续探索希望，而不至于彻底屈服或消失。
在这片风云变色的政治天际下，每一个举动都显得尤为宝贵，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屈的灵魂对自由和平等不懈的追求。
这段话探讨了角色如何利用特定的人物特质，在权力争夺的舞台下寻找策略平衡，在政治风暴中心的微妙平衡与应对策略，以及在复杂局势中展现个人坚持的重要性。
通过封绩的行动揭示出隐藏的力量与对抗的决心，展示角色们面对逆境的抉择和抗争精神，强调在历史的风霜洗礼中坚守原则的勇气与智慧。
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希望能利用这种方法来告诫所有人——无论如何，即便胡惟庸最终要承受怎样严厉的惩罚，但他们这些人，曾经的御史大夫之下的众多幕僚与拥护者们，只要他们仍旧站在那里，就能确保其他人无法把一切罪责全部强加在胡惟庸头上。
这样一来的情形显然不是朝中众人所乐于见到的。
对于朝中百官而言，他们当然不想再被胡惟庸留下来的势力利用以往的事情来进行威胁和操纵。
而对于坐拥至高帝位的那一位君王而言，同样也不愿见此等局面。
原因之一是不愿自己的下属成为任人随意操纵的棋子；如果这个天下的棋中有太多的棋盘格都被占据着，那么这局棋的执棋之人无疑应该是他朱元璋自己，而非别人。
同时，这样的一系列朝堂内动荡，更是对尊卑分明的王权的严重挑战，这正是他绝不可能容许发生的。
徐允恭花了整个白天才整理汇总完了关于丰继的各类消息。
当他浏览着手头筛选出来的资料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完成艰巨任务后的喜悦。
他研究得越深入、资料收集越详尽，越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个籍籍无名之辈，起初仅是丞相座下的众多走狗中相对逊色的一份。
而将他的活动记录与其相关的事件联系到一块后才发现，尽管他作为来自元朝的投降官员，在现今的官场仍不忘效忠原主，这一事实令事情显得尤为敏感和复杂。
经过初步调查，已清晰认识到丰继所卷入的事情远不仅仅涉及长城北边的走私贸易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这个家伙似乎与蒙古人的密谋计划有所牵扯。
甚至有迹象表明，曾在徐达北伐失利前，丰继暗地里接触了王保保的人马。
从他个人的本事看，显然是达不到如此目的，实现这样效果的背后必然与胡惟庸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胡惟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促使徐允恭感觉自己还有待成熟。
他对权力格局的认知似乎还浅薄了些。
在学生时代讨论朝廷官僚的时候，徐允恭对于像李善长那样代表着淮西方势力的勋贵群体给予了更多的赞赏。
这种偏颇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他刚开始阅读古典文献不久。
然而，在那个年代，最懂得使用文字并掌握其中精髓的通常就是权力中心的人物。
读书并不是寻找终极真理的道路，所有人的理解和洞察力均来自于实践中不断的积累与反思。
文武之首并非单纯指的是能力高强，更是象征着一种无法用言语衡量的影响力与洞察。
这世间总有求新不已的思想者，证明了最绝美的真理永无终结。
不过，要达成这一境遇的确不易，因为没有一套既定规则可寻，于是自然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评价体系，在许多读书人群中流传。
这套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在官员的高度上去判断文人着作或典籍的价值及其理论深度。
理由是所有人都来自书香门第、阅读内容类似，能在这个系统中崭露头角的人，则显示他对至圣先师的话有了独特的理解；另外，拥有高阶职权意味着对于诸多事务能提出高于常人的解析。
这种解析赋予了他对事物的定义权威色彩，即便是质疑的声音也难以忽视。
但不论世外人士心怀多少怀疑，当尚未具备与之相对应的实力，他们也仅能在已公布的准则下行事。
这一标准虽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市侩庸俗，读书本该纯洁高尚，不容任何世俗金钱污染其纯朴；而一个人的官职高低也不能左右他对先哲言论的解释权。
然而，“世俗”，两个字恰恰反映了许多人心中对于现实秩序的一种认同。
它体现了广泛民众多层次价值标准，这些标准也是社会运转的根本力量之一。
不论个人能力多强、官场晋升如何快、思维如何前沿，人们都无法回避的是劳动才是财富的根本创造者——劳动可以细分为脑力与体力劳动，但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归功于辛勤耕耘的广大民众。
换言之，这个世界的基础架构，由这些劳动主力军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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