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外族入侵年代的人都抱着和牛尚、贾元类似的想法。
伴随着历史上第二次寒冷期，在亚欧大陆上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的民族大迁徙。
经历了三足鼎立，一统天下的司马氏政权，为了填补中原地区的人口损失，招抚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五胡”。
“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民族大迁徙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
八王之乱以后，内迁的胡人对司马氏政权的虚弱不堪深信不疑。
原本依附于司马氏政权的“五胡”纷纷建立起政权。
公元304年，氐族领袖李雄，建立成汉政权。
同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建立前赵。
自此，百余年间，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了58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
史称“五胡十六国”。
在欧洲，随着匈人西迁渡过黑海，西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避难。
就在淝水之战爆发的同一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安置迁入的西哥特人。
作为统一罗马的最后一任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想不到的是，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入了永恒之城罗马，掀起了推翻罗马统治的大动乱。
与在民族大迁徙中，陷入分裂，秩序崩溃的欧洲不同，中华大地在经历三百余年的动荡之后，重新恢复了秩序和繁荣，进入了辉煌璀璨的第二个历史高峰。
杨行秋认识到，这其中离不开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
“华夷之辨。”
牛尚、贾元还有新加入的庄户，之所以对入侵的异族嗤之以鼻，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也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具体体现。
历史上率先进入农业文明的华夏民族，在与周边游牧文明的交往中,由于文明发达产生了一种优越感。
萌生出了“华夷之辨”的观念。
汉族先民自称为华夏，亦作“诸夏”。
称周边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春秋时期，犬戎攻破镐京，给当时的各诸侯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孔子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观点，“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主张以教化归服处理民族关系。
每当中原不稳，四夷内迁之时，“华夷之辨”就成为用来抵御异族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
两晋之时，“华夷之辨”已经从先秦两汉之时的文化判别，演变为血统、地缘判别。
江统作《徙戎论》，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理由，建议将关中内附胡人，迁出关外。
在永嘉之祸后，这一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杨行秋认为，五胡乱华是有政策、战争、天灾等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是历史必然结果。戎狄的内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其根本原因，是司马氏政权，罢州郡武备，封建诸王的政策。
对于杨行秋来说，转变这一违背历史大方向的思想观念，是首要任务。
该用什么方式，能让他们能理解呢？
不如让他们见识一下，历史唯物主义？
有王贤的例子作参考，思路就很清晰了。
杨行秋说道：“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四海之外，夷居其半。有圣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贾元听后点点头，牛尚又是一脸纯真地看着杨行秋。
“《诗》云，时维鹰扬，凉彼武王。周祀绵长，而幽、厉不能守。荒沉于酒，淫于妇人，三川皆震，国人嗟怨。后西夷犬戎，迭相侵扰。而周祀断绝，岂戎狄之过欤？
是以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
王贤想听得更清楚一点，站到了牛尚身边。
“秦汉之时，宾服四夷，海内称臣。威虽能制夷，德不能抚民。国祚遂终，非武备松弛而失天下，因苛暴擅赋以废人望。
今中原倾覆，衣冠南渡。不效天地之法，不顺四时之序，不度生民之义，不尊礼仪之则，华夏便为夷狄。
效于天地而顺于四时，度于生民而尊于礼仪，夷狄可为华夏。
岂可厚己薄人，以夏制夷？”
杨行秋说完这一大套理论，王贤略有所思，贾元满头大汗。
牛尚目光呆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杨行秋知道他的文化程度恐怕理解不了这么多长篇大论。
他敲了敲牛尚的额头，问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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