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十月，段正严第三次上表请求内附，这一次朝廷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并封段正严为昆明郡公，封高量成为大理县公，召二人入京。
鄯阐府被攻破后，高量成就主动投降，并希望举家迁徙湖南，但王伦没有答应，等到一切尘埃落定后，这才封官给爵，让他们来京师做个富家翁。
段正严却在接到圣旨后有些犹豫了，他这个大理国主是被高氏推举的虚君，说一句傀儡也不过分，手中没有实权，又被高氏压制，故而段正严的性格一直表现得很是优柔寡断。
他唯一一次表现得格外坚定，就是坚决向朝廷投降，虽然半路有动摇，总归是坚持到了最后。
如今大理国内附成功，段正严又有些怅然若失，主要是他没有想到，高量成居然也那么爽快地投降了，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犯了错，平白把一个国家让了出去。
他的犹豫同样没有坚持太久，因为在卢俊义领兵攻破鄯阐府之后，大理国内基本上就只有高氏的残存力量还在坚持抵抗了。
对于大理国内的权贵世家而言，他们在大理国内附之后，或许要经历一代人缩头缩尾，但世家的底蕴总能够让他们快速适应中原的一切。
所以换了个名义上的主人，对于他们而言损失并不大，反而是摆脱了一直压在他们头顶上的高氏家族。
对于三十六部蛮而言，段氏、高氏的统治压迫太过于苛刻，只要中原的皇帝缓解一下他们的生存压力，那么他们也愿意接受中原的统治，毕竟任何时代，不同利益人群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嘛。
川兵自北向南、广西兵自东向西、又有黔中行省的土司兵为协助，拿下鄯阐府后，朝廷又从广东行省抽调民兵陆续赶来，进入大理国内的汉军兵力就超过了七万，短时间内是足以震慑地方了。
段正严就在卢俊义的“监视”下，收拾家当，携带妻妾子女，向东京城进发而去，王伦已经许诺，给段氏在漠南分一块牧场，在正在兴建的洛阳新都给他一处大宅院，段正严的家属子女，可以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最重要的是，段氏享有大理国变为云南行省之后，每年赋税收入一定比例的分红权，当然这个分配权是有时限的。
王伦通过优待段正严与高量成，让大理国内部的贵族世家、诸部蛮首领们总算是放下心来，只要朝廷不搞鸟尽弓藏、秋后算账那一套，能平安渡过这一段权力交接期，那么一切好说。
负责南下梳理云南行省事务的，是王伦特意点名的李若水，大理国的问题，是段氏、高氏轮流称王带来的内部刑罚不明，就如同汉末三国时期的蜀地刘璋一样，所以朝廷需要一个有手腕的大臣前往坐镇。
李若水为官清廉严明，有他去云南，王伦也放心。
随同李若水南下的，是朝廷抽调的翰林院、国子监、京师大学堂、山东河北河南三行省省立大学堂的一批师生们。
这批师生属于社科性人才，王伦需要他们继续巩固大理国原有的儒学传统和佛教信仰，彻底完成中原式的改造。
所以李若水携带的朝廷诏令中，新的云南行省首先要梳理内部赋税，将会效仿其他行省，减免、合并诸多杂税，首先减轻民间的负担。
由于大理国长久独立于中原之外，朝廷存在一些声音，认为云南之地是可有可无的，朝廷要花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治理，难免得不偿失。
但王伦从来不这么看，云南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此前前宋只有一个广南西路能够影响到东南亚，如今云南行省内附，中原对东南亚的影响面就此翻倍式地 提升。
旁的不说，诸葛亮时代就用心经营的南中古道，可是直接将蜀地与东南连通了起来，有了云南，中原就多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能够影响到后世泰国、缅甸甚至印度东北地区的重要通道。
李若水参加了数次内阁会议，他已经清楚自己到了云南该怎么做了，首先是疏通商道，打通云南与四川、黔中、广西的贸易，这样一来，三十六部蛮就可以安抚稳定下来。
三十六部蛮一旦稳定，其余事务就好处理了，云南行省的特产也在消除了大理国与中原的贸易壁垒后，能够更加通畅地运送到天下各处。
这种事情是段正严和高量成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无法站在全局的高度去处理内部事务，大理国的独立性在相当程度上反而是将云南之地与中原隔离了出去。
户部永远是最积极的部门，云南行省内部的行政区划和调整，户部已经梳理了出来，大致分为八府之地，不过朝廷并不打算立刻推行，而是准备先从大理、昆明两个府为试点。
大理府就是羊苴咩城，昆明府就是鄯阐府，这两地是云南行省汉化程度最深、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只要将这两个大府治理好了，便有了强示范作用，朝廷便可以缓缓地进行对其他地区的教化和治理工作了。
新汉虽然推行改路为行省、改州为府，但天下各行省，尤其是边远行省内部，还是存在着大量的羁縻州，这些羁縻州多土人而绝少汉人，贸然设府是毫无意义的，或许这些羁縻州还要存在数十年甚至百余年。
朝廷这一次对赋税的调整并不局限于云南行省一地，还包括了黔中、四川、广西三行省的偏远地区，朝廷的意图就是要减轻民间的负担，从而降低这些地区对抗中央的可能。
就好比川南地区，也就是后世攀枝花市一带，这里仍旧为本朝的羁縻州，朝廷若是强力征收赋税也不是不可以，但问题来了，征收的粮食、布匹、金银丹漆、钱币，外运至成都府，路上就要损耗大半。
所以朝廷仍旧保留加税的权力，却对这些地区的赋税进行各种减免，这种减免不一定是直接减税，而是通过本地留停、投资修路、兴办作坊等多种方式，惠利本地来完成的。
相比朝鲜内附，朝廷对云南内附的手段更加温和，不但减轻了对民间的赋税，而且允许民间多种信仰继续存在。
这是王伦反省后朝廷的新变化，那就是给予了地方更多的尊重，同时以朝廷的大力支持，继续引导云南地区的汉化进程，使得云南真正融入到汉地，变为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需要朝廷有更多的耐心，为此王伦也愿意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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